邵淳的个人简介
邵淳，男，1944年12月25日生于北京。中国华夏证券前董事长，毕业于著名的被誉为中国财经黄埔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界传奇式人物，为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历尽坎坷，不惜丢掉董事长的职位，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从乌克兰成功购买尚未建成的瓦良格号航母，成为中国航母奠基人。
荣获2013年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年度人物奖。
个人经历
学习经历1962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现中央财经大学），1966年毕业。
工作经历1968年至1970年在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农村劳动。
1970年至1980年在故城县文化馆工作。
1980年至1984年在河北省农业银行工作。
1984年至1990年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计划部。
1990年至1993年，负责华能集团财务公司工作。
1993年至1999年，先后担任华夏证券总经理、董事长。
1999年起从事实业投资。
赤子之心
坚持正义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就要准备付出代价！――邵淳
邵淳校友当年就读于北京四十七中学，他酷爱画画，尤其喜欢雕塑。四十七中的艺术教育很出名，按惯例每年至少要为中央美院雕塑系输送一个学生，邵淳校友的志向也在此，他主动送过去的雕塑也得到了美术学院教授的欣赏，似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老天却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三年的自然灾害给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1962年国家暂时停止了艺术院校的招生。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邵淳校友当机立断，毅然选择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经过两个月的刻苦奋战，邵淳校友顺利地进入了中财，踏上了一条给他带来新的人生体验和人生高度的道路。
邵淳校友不光读书，偶尔也在写作业上牛刀小试。上大一时，他写了一篇“很讲政治”的散文《喜鹊娃子》，寄到人民日报一周后，便变成了铅字，着实让他高兴了一番。当时的校风和学风都是很严格的，教师们对工作非常负责，对于这个在老师眼里“专业思想不稳定”的邵淳，老师们自然希望他能够把精力放在专业的学习上。谈到这段往事，邵淳校友直爽的说：“其实当时我在大学期间的计划还是有的，就是仍然要从事艺术事业，真没打算投身金融。”不过，这位“专业思想不稳定”的学生对付考试可是有一套高招，“总结一条，中财的课总是可以考及格的，像国民经济计划、财政学等，不管出什么考试题目，只要拿u2018有计划，按比例u2019这6个字一发挥，肯定能及格。”
邵淳校友上学期间参加了“四清运动”，这对其一生产生了影响。“四清运动”占去了一年的时间，实习又占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屈指算来，他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多。即便如此，邵淳校友还是从母校学到了一辈子受之不尽的东西。他动情地说：“母校给的第一点便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只有正确的方法作为指引，做事情才能事半功倍；第二点则是认真、不怕吃苦、严谨实干的精神。据我观察，中财的学生都有这个特点，这点也是中财培养学生最大的特色。我们的同学不论是做官还是经商，都是实干家。”
妙手著文章
四年的学习生活，让邵淳校友慢慢地接受了金融这个当时还十分冷清的专业。当时全国只有一家银行，所有的贷款和计划都是事先确定好的，没有资本市场，没有金融中介，银行的存在似乎就是为国有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由于社会上没有需求，邵淳校友一毕业便面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毕业之后，广大的农村地区才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地方。
1968年8月，邵淳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报到，随后被分到村子里，与另外6名大学生一道耕田种地。春节时，因为没钱回家，邵淳便同其他大学生一起，向村里申请了10块钱，买了必需的纸笔，办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展览，算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由于邵淳校友自身的美术和文学功底，他便负责了其中关键的画画、策划和讲解词的撰写工作。六个年轻人的热情和才气，最终使得这个展览大获成功，在整个县里都引起轰动，而这次尝试则为他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
1970年，因为画画、搞宣传比较突出，邵淳校友被调到故城县文化馆，主要搞版画，这可让仍醉心于艺术的他如鱼得水。他也在文化馆一呆就是10年，颇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在文化馆10年里，他的精力大都投在画画上，不仅自己成为中国美术协会会员，并且带徒传艺，培养的学生后来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也算是圆了自己中央美院的艺术之梦。
在“让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下，1980年国家成立农业银行，河北省里开始寻找金融专业毕业生，省委组织部将在文化馆仍是一般人员的邵淳校友调到了省农行，在辗转了10多年之后，邵淳校友终于回归了金融领域。到省农行后，他做办公室秘书，负责写各种材料，为行长讲话准备稿件。由于扎实的文学功底，他做起这项工作来游刃有余，也在工作中将金融的专业知识重新拾了起来。三年后，中央倡导干部年轻化，邵淳校友被派往张家口，挂职农行副行长，在工作中他坚持不会就得学习的精神，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银行的业务转入正轨。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邵淳校友被调到工商银行总行计划部。半年之后，便由处级升到副主任，负责总体计划的分配和执行。在工行，邵淳校友的创新精神屡有体现，他主导设计了中国第一个贴水债券，第一个累进利息债券，这在当时的金融环境里确实是敢为天下先。
1990年，华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希望工商银行总行推荐干部，时任工总行计划部副主任的邵淳便被调过去负责财务公司。他仔细分析了当时财务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了财务公司必须将集团的资金集中使用，为集团的有效资金利用提供条件。于是他大胆改革，把集团公司分散于各个金融机构的资金统一上收到财务公司，保证了集团公司的资金需求。现在来看，他的做法无疑具有先见之明。
邵淳校友在各个岗位上都做得有声有色，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很是令人佩服。除却他自身的才能之外，他更加看重的是一种精神：“做事情遇到困难很正常，关键是不能退缩，要千方百计地解决问题。并且一定要自己钻研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同一个问题，要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要有主导和备选之分，利弊要陈述清楚。做事情是要向领导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向领导请示解决方案，这主动和被动之间，就显示了一个人做事情的态度和能力。”话锋一转，邵淳校友很欣慰地接着说：“中财学生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兄弟院校则很难望中财项背，中财的特色就在这里，特色千万不能丢！”
铁肩担道义
1993年华夏证券公司成立，因为工商银行和华能集团均为华夏的大股东，经两家协商后，将邵淳校友调过去做总经理，1996年晋升为华夏证券的董事长。
证券公司在当时还算是一个新兴事物，无论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都存在不少问题，邵淳校友当年的一句名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证券业的实情，“中国证券就像中国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已经过了湘江，正在向遵义前进。”显而易见，在这个行业里面对的是更大的风险，需要的是更大的勇气。邵淳校友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就把华夏的投行业务带到了行业顶峰。1997年，又把华夏的综合业绩做到了业内之首，成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老大。此时的他意气风发，做事情时不仅大胆，而且带着豪迈侠气。1996年底的一次义务秘密救市则是他至今仍引以自豪的漂亮的一仗。
1996年12月16号人民日报的社论批评了股市的一些现象，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股市大崩盘。当天所有的股票都跌停，第二天所有的股票也都齐刷刷下跌10%，又是一个跌停。邵淳校友早上亲自到各营业部看过，屏幕就像一个绿的竹帘一样挂在那里，股民们不知所措，一种绝望的气息弥漫在整个营业厅内，让人压抑和恐慌。理性告诉邵淳校友，当时经济并无大问题，投资者只是畏惧社论的威力，因此恢复投资者信心极端重要。正义人物的奉献精神和为国为民的人生理想同时敲打着邵淳校友的心灵，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他责无旁贷！救市，决不能来第三个跌停！邵淳校友从情感上出发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毫不犹豫。
审慎考虑之后，他决定拿出8个亿，在沪深两市同时进行救市。问到当时的心情，邵淳校友用一种曾经沧海的口吻娓娓道来：“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可能性大一点，即便失败，凭借当年的利润我们还是可以保持盈利。但是说实话，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谁也不知道能否成功。第二天我是亲自指挥，就在屏幕旁边看着指令一条条发出去，资金不断的入市，结果一上午过去了，三个亿资金进入，还是全面跌停，当时确实有点紧张起来，害怕资金打了水漂。但既然已经做了，就要做到底，下午我们继续投入，明显地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我们做的股票最后涨停了，其他的股票也跟着翻红，大盘跌停的趋势终于扭转过来。投资者的资金可以保住了，这时才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回顾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邵淳校友的语气却波澜不惊。酷爱读金庸的小说的他，也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气概是最好的注脚。
1999年，邵淳校友离开了凝结了他爱恨情仇的证券业，开始了新的生活。6年的证券业从业经历，他塑造了若干个第一，带出了一支队伍，做出了很多前瞻性的工作，为自己和行业都带来了新的高度。
大我 大爱
离开证券业的邵淳校友，在人生路上继续前行。这时他对于名利看得淡了，却对项目的社会价值更加看重，关注的多是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项目，舍小我，为大我，无怨无悔。他曾经参与过海水淡化技术以及设备生产工作，大力支持技术产业化，力劝当时的天津市长戴相龙在天津设立生产化基地进行海水淡化的产业化。邵淳校友解释说：“参与其他的项目，一百个都顶不了一个海水淡化项目。中国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尤其如此。如果能够试验成功、投入生产，那么天津不仅可以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海水淡化产业基地，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持北京的用水问题，彻底解决首都发展的瓶颈问题。”
现在的邵淳校友则集中精力于风力发电领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都不可限量的领域。世界领先的技术、世界领先的产量、世界领先的思维，就是他的奋斗目标。“人类最终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中国要发展，能源是保证，但是现实令人担忧。”邵淳校友忧虑地说：“我国的单位产值耗能过高，对资源和环境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也很被动。只有开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中国的能源制约才会有出路，而风力发电是其中有前途的领域之一，我们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国家、人民尽绵薄之力。”邵淳校友说到了，也做到了。2006年以前，中国兆瓦级的风力发电设备都是依靠进口，每千瓦价格为9000元，价格畸高，严重影响了国内风力发电的发展。邵淳校友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决心致力于高端风力发电设备的国产化。2006年下半年，他的努力终有回报，中国第一台兆瓦级的风力发电设备国产化成功，每千瓦价格仅有5800元，打破了外资在此领域的垄断，促进了国内风力发电的大规模开发。2007年底，他所在的公司兆瓦级风力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全国第一，超过了国际级品牌在中国的占有率；而邵淳校友并不满足于此，他计划在2011年使公司的装机容量进入世界前三位，到国际市场上展示中国人的实力。
救市八亿资金，秘密救市。
他在冰与火之间拉了中国股市一把。我们没有叫救市，华夏内部的说法不叫救市，我们的叫法叫第三线保卫战。
一份自查文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们公司资金一下子增加了三十亿，就是都回到保证金里了。原来是分散在各分支机构。十年回首，他认为中国股市转折在望。
如果举个例子，不妨可以看成中国证券，就像中国红军从井冈山下来 已经过了湘江，正在向遵义前进，我觉得现在正处在这种状况。
如今的邵淳，喜欢养养猫，拍拍照，闲时给企业做做顾问，生活平静而悠闲。
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几年，却是另外一种情景：作为中国最早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之一――华夏证券的第二任总裁、第二任董事长，一路上的惊涛骇浪，他见了不少，也经历了许多，他的历程不仅复原了一段华夏的历史，甚至复原了中国证券业早年的一段历史。
邵淳在北京土生土长，早年醉心艺术，精于木雕，但阴差阳错，1962年，进入中央财金大学，就读金融系，先后就职北京工商总行，华能集团，连同审计长李金华、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凤举等人，被誉为中央财金“黄浦军团”中的一员。
不过，在1993年成为华夏证券总裁之前，邵淳并不熟悉股票。
邵总 您是从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股票的？
我第一次接触股票，那应该是90年，还是91年？有一次到深圳出差，坐火车回去。在火车站被人拉住了说 ：先生，您要不要股票？当时我说不要。谁要那个东西，当时在我头脑里头股票还是从矛盾《子夜》看来的。那个好象都是买空卖空，都是那些投机倒把，资本家的投机行为。所以我说谁要那个东西！但是没想到，后来过了两年多吧，两三年，自己就干起这行来了，没想到！
不懂行的邵淳只好到申银证券请来外援，给华夏员工讲企业改制，讲发行，边学习边摸索。邵淳证券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是在江苏，当时几大券商碰在一起，为了春兰股份、海尔、宁沪高速等项目激战起来，这场争夺战，最后以邵淳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个时候，您到了江苏，亲自到了江苏，然后去怎么把这些项目又拉回来的？
我们就跟人家说，就是不会影响你项目的进程，无论是在时间上，在质量上，都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照样会完成这个项目，保质保量。那人家提出来：你给我的方案咱们要接着谈，我们也想接着谈，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我们不满意。现场，每天谈完了晚上就加班修改。我就在旁边看着，修改处理稿我看，看能不能体现人家客户的意思。如果说能，好，那咱们睡觉，第二天把这交过去再讨论。如果不能，我们自己再修改，尽量把它修改完善，然后这样大概是二十多天吧。
抢项目的时候最激烈的是哪个项目？
最激烈的那就属春兰，很激烈。当时有几家争这个项目。好多家，好多家，至少有四五家。应该说他这么好的公司啊，几乎所有的投行，就比较强的公司都盯着他包括万国，包括申银，包括南方，还包括新成立的君安都盯它。
春兰项目最后落入华夏证券囊中，据说是因为春兰老总陶建幸和邵淳两人都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由此打开了僵局，经过深入了解，发现双方都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最后春兰项目给了华夏也就水到渠成了。
您是第一代券商，当时就是这一代人，应该都是很有激情的一代，他们再创业阶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呢，确实是很有激情，所以要是说概括说，让我回忆当初的那段时光，我觉得就像那个电影里边的名字一样，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时大家都是怎么干呢？都希望，当时大家有一个想法，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华夏建立成为一流的证券公司， 而且争取在十年到十五年办成像摩根士丹利美林那样在世界上一流的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应该是和他们能够抗衡的。当时大家抱着这样一个目标理想，那时候真是拼命地干活。
我记得我们有的搞投行的同志，出去给企业办项目，一出去四五个月不回家。有的爱人在家里生小孩，都回不来，回来的时候小孩在家已经三个半月了。
那华夏最辉煌的时候 投行项目情况？最多的时候做过多少个项目？
最多的一年做了有二十几个项目吧，（那是哪一年）95年 ，二十几个可能连主承销带做副主承销。一个不懂股票的外行，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就把华夏的投行带到了行业顶峰。此时的邵淳应该是意气风发，做事情时不仅大胆，而且带着一些侠气。96年底的一次秘密救市或可成为最好的注解。
我们没有叫救市，我们华夏内部的说法不叫救市，我们的叫法叫第三线保卫战。
情况是这样，96年底12月16号，15号晚上广播的，16日早上登的报，人民日报社论呢。就针对在此之前的一段，股市不断不断地上升，而且呢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是效益好的公司还是不好的公司，只要是股票就一路地往上冲。股价大概从95年开始吧，一路冲上来。后来可能上面觉得风险积累，越积累越高吧。然后就发了一篇社论，说鸡犬升天是不对的，这里面有很多违规行为，其中还点了我们的名 。因为，我们确实在石油大明里面 我们的投行 ，是有一些失误 ，在那里边也被点了。然后，社论出来以后，没想到社论一出，当天所有的股票没有一个例外，都是跌停10% ，跌10% 。第二天继续又是一个全面10% ，这很不正常，因为社论写的是比较严厉。
对，就所有人都看空。这个很奇怪，于是早上一出现就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见过呀， 一看那个屏幕啊 ，就像一个绿的竹帘一样 ，挂到底儿。 哎呀！ 我说这是怎么了 ，我就到底下各个营业部去看 一看， 那个那些股民 ，一看楞在那儿 ，傻在那儿 ，瞪着屏幕不知道怎么着好 ，全都楞了。 下午再去看， 有人在那儿哇哇哭 。哎呀， 有的在那儿撞墙 ，头撞墙 ，都有 。情绪很激动， 而且是到了第二天还是那样 ，反正一种很绝望的气息 ，目光全都呆滞了， 瞪着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 ，人还是满满的 ，在那营业部里面 。我们一看 ，这可不好 ！
然后这时候呢，证监会就头一天就要求我们两小时一报情况，你那个华夏在全国各地有机构啊、各地营业部的情况报到总公司，总公司报到证监会，其他公司也都要报的，两小时一报，两小时一报，因为证监会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也应该比较着急。
上海市场就是选的是长虹（当时的长虹是龙头股，是吧），是龙头股，对大盘影响比较大。当时的市盈率也并不高，相对来说市盈率不算高。深圳是深发展了，当时还是不错的。
1996年12月18日，在这天早上，在弥漫这恐慌性抛盘的气氛中，邵淳做了最后的准备。
您是亲自指挥的吗？
我在那看着，因为这种事都是应该他指挥，但我就坐那。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桌子上那看，非常紧张，然后他就在这发指令发指令，但是就看见屏幕没有动静， 一直上午都过了一个多钟头 ，一个半钟头 。
那时候砸进去多少资金啊！
一上午就三个亿吧 ，三个亿就进去了，是我们很平均，市场资金分配很平均， 因为我们想让两个市场，同时摆脱全面跌停，然后剩四个亿呢，是准备第二天，第二天用的，结果三个亿出去了。一上午也快结束了，还是全面跌停。这个时候都觉得，这时候，心里就有点打鼓了，我说怎么还没有动静啊，还是跌停啊！
三个亿进去了还没有动静，这东西，是有点出汗！
这三个亿全进去了，是不是到上午截止，到上午休市。
还没有，没有全进去，上午反正三个亿万全进去了，到上午收盘的时候，稍微有点抬头，这股票，我记得好象稍微有点抬头。
那决定下午还继续。
那只能继续，你不能半途而废啊。然后下午，但是下午开盘之后，明显地感觉不止我们一家做了，肯定有别人，因为很快很快它就上去了，然后就涨停了。这两支股票涨停：长虹和深发展。
对，它两支涨停，在它们俩涨停的时候，其他下面的股票也开始翻红了。
这种反映大概到了下午两点左右 。
当您看到大盘部分飘红了 您这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哎哟，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块石头落了地。
看到大盘恢复生机，邵淳认为华夏证券稳定市场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获利出场。此后的1997 年，国家颁布了《证券法》，关于连续买卖股票，导致股价波动等等类似的市场行为界定为违法。这给当时券商人二级市场的操作出了一个难题。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和我们当时做的冲突太大了 ，因为原来的二级市场办法， 都是什么呢 ？普遍的都是这样子 ，一开始叫吸货， 然后洗盘，然后打压， 然后集中筹码拉高出货。 但是这每一个环节， 用新的刑法和证券法来衡量 ，都是违法的。
在新的法律条件下，邵淳开始探索券商自营的出路。
后来找着一个 ，就是福建的福耀玻璃。当时的价格真不高， 四块多， 可它这个企业效益特别好 ，它是中亚的， 或者说亚洲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他是和法国圣戈班，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和他们合作的 ，而且有圣戈班的股份 ，圣戈班因为入了他的股 ，圣戈班不往东亚卖， 东亚这块就依靠福耀玻璃 。实际上日本的什么本田啦，日产、 本田 什么一汽的奥迪、上海桑塔纳、国产汽车，大部分都用了他的玻璃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人人都知道。
每天（买的）量不大，几万股，几十万股，顶多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搞洗盘，也不搞打压，也不做庄，我也不持很大比例。实际上和后来基金的做法差不多，时还没有基金。
一年半后，在福耀玻璃这支股票上，华夏证获利颇丰，在当时采用价值发现的办法做自营，可以说是开了业界的先河。
后来华夏有没有继续沿用这一思路。
因为后来华夏证券发生很多变化，我也离开了这个职务。
当然人员变了，那么思路可能也变了，这也是必然的，后来可惜，没有继续下去。
在执掌华夏证券七年之后，1999年底，邵淳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带大的华夏证券，他的离开，和华夏证券在94年初开始实业投资有关。
那我们实业投资总的金额是多少？
实业一块 ，债权债务一块。 反正是这样，当初我们投了有三十六七个亿， 如果加上这些年的资金成本， 应该有一个 四十来个亿 ，应该是这个数，加成本。
和国内其他券商一样，华夏证券初期也进行了许多实业投资，从房地产到高速公路，从典当行到油井，几乎无所不包，这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有关。
我记得93年最低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 ，加起来就两三亿的交易量， 全国就没有什么交易， 有的时候这一天 ，你看那个指数啊， 就像死人的心电图是直的， 所以呢证券公司收入大受影响。
然后93年底的时候三大证券公司成立一周年， 人民银行就召集三大证券的董事长， 开了一个会 就是交流一下情况。
看南方人家搞得挺红火的 ，人家还能有收入 ，咱们也搞一点。就这样华夏证券也开始了实业投资，并且差点卷入上世纪初的海南房地产投资热潮，即使是胆识过人的邵淳，现在回想起来，他仍然感觉有点后怕。
哎哟，差一点儿，差一点儿，也是我看怎么说呢，真的差一点儿，差一点儿。我们有一个项目，三十平公里，叫月亮湾。当时海南这边，也是政府吧，他向我们推荐的项目，希望我们做，也给了很多优惠政策，非常优惠，而且人家很诚恳，我们确实也真的心动了，就到那也去考察。春节期间到那去考察，风景确实好，风景极好。确实如果要搞，从长远来看，有潜力的地方，我们也确实心动了，差一点儿做。但是后来犹豫来犹豫去，最后来还是觉得它如果小一点，我们就做了，假如三平方公里，可能我们真的就做了。但是后来，真的太大了，这样开发得要多少钱啦！可能承担不了，就是犹豫了很多次，再看看，再研究研究，最后还是不行，算了，放弃了。
当时国内的券商哪些还有在海南地产有投资
当时不少 反正万国是太阳湾是给了万国了 南方是星星湾吧 给我们留的是月亮湾月亮湾 还有些个其他的 当时在海南搞地产的真是多
也很庆幸 真是一念之差的事情
那我们实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呢
资金来源当时是这样 一个呢 当时的资本金还有富余
然后就是从银行借钱 那时候借钱也容易 拆借钱来搞项目
还有没有少量的客户保证金
这个不好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啊 人们并没有一个保证金 不能够动 要单独摆起来 没有这个观念
证监会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没有 都没有 这个是哪年提出来的啊 就是挪用保证金的说法 大概是 不早于97年 可能97年 还是98年才用的这个说法
也就在华夏逐渐走向颠峰的1996年，华夏证券的领导层开始意识到，实业投资其实并没有原先预想的乐观，华夏证券开始进行全系统的风险控制。
94年开始搞 它96年并没有如期地产生效益 另外有些项目 下面项目出了问题赶紧报给总公司 出问题之前我们不知道 对没有风险控制机制 后来 就讲不行 96年实际上我们的前任的董事长 是黄玉俊他首先提出来 这个事情可能有风险 要注意风险 他首先提出这个来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 然后后来看 对 董事长 说的有道理 然后从97年开始就 96年开始提出来要开始刹车 要开始注意风险 要控制 要摸清底数 然后97年 我们就全面停止 把原来的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这个政策就宣布停止 今后总公司也不搞 各分支机构谁也不许再搞
在此之后，邵淳深感总部对分公司控制力太弱，于是开始收权。 1998年，当邵淳把华夏和实力相当的申银万国进行对比的时候，发现华夏这个行业龙头老大的股民保证金竟然比申银万国少30多亿元，这令邵淳很不安。终于在1998年7月10日，华夏证券总部突击自查，查出了隐匿在分公司的巨额保证金，同时引发了一场风暴，邵淳也在此后黯然离去。
98年当时查出的结果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我们公司资金一下子增加了三十亿，就是都回到保证金里了，原来是分散在各分支机构。
自查呢，可能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当时听说有人写了匿名信，给您列了九大罪状，有这事吗？
告状的事情，也有，告的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后来也来确实是查过，查过最后结论，就是前些年搞这个，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这个应该属于你的失误，这个我承认，我说那确实是。
如果这件事情要追究责任的话，我一个人承担。
与中国其他早期的券商一样，实业投资、自营、委托理财、挪用保证金都是共有的，哪些是悠关于华夏衰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人把问题归结于华夏前任领导的实业投资。
那您走的时候 给华夏留下的家底有多厚
家底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就说呢 有一种说法 是就是说留了多少亿的窟窿 留了多少亿的亏损 多少亿保证金窟窿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
在利润上 当初华夏没有那么多债务啊 当初可能 公司的负债也就十来个亿啊 十来个亿 正常的经常有的 我们债权经常也有十来个亿 债务也是在这个范围内 这是一个很轻松的 这么一个状况 还有一些利润储备
还想请您就您在任期间那个实业投资做一个功过的评价
我们从96年开始刹车 97年全部停止 开始清理 到来98年 就是把这个数就全部都清理出来了 那么到99年的时候 数字都已经全清楚了 然后经过这几年的继续清理收回 我们有些项目呢也比如说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有的项目实现效益了 这么加起来算 现在我们总的也收回了四十来个亿
另外现在我们还剩下一块资产 剩下这块资产呢 应该剩20十个亿的各种资产吧 但是这里面我还能至少还能收回一半
虽然我们在上面也做了 虽然没有亏 现在我不认为我做那个是对的 认为它是个弯路 现在算起来这方面没亏损 我是侥幸
邵淳离开5年之后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88号，是华夏证券总部的所在地，如同北京傍晚的阳光，华夏证券的光芒正渐渐地淡去。这里的最高领导人几经更迭，恰好印证了华夏证券的多事之秋，门前威风凛凛的青铜兽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华夏证券一路风雨，门前的车流飞驰，朝着它们想去的方向，那华夏呢？华夏的命运如何？
纯粹从客观立场说 我觉得她的出路是在重组
可以具体的说 现在中信不是在 也在积极地 他也想 如果这个事成了 那么对华夏 绝对是好事情 对中信也是个好事 我希望他成功
但是我觉得即使合并 也是一个将来的事情 我说的是中信证券和华夏证券的合并 这个在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重组不会是中信证券 和华夏之间重组 它会是中信集团 过来和华夏重组 然后把华夏证券整理一番 整理一番之后 具备一定条件 才会再和华夏证券合 我的看法是这样
关于中国证券，如今的邵淳有说不尽的话题，令他最为骄傲的一件事是，1998年他作为中国证券代表团团长出访温哥华，参加当年国际证券业协会年会的一段经历。
那次会通过一条决议 叫什么呢 就是 国际证券业协会通过决议 要求所有的成员国 都要施行T+3 结果这个协会一讨论 很多国家哇哇叫
结果我一看这个局面 我等着 我不发言 让他们都说完
当时，即使在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也只是施行T+3，有不少成员国还在施行T+4甚至T+5
我说我们早就实现T+1了 实际上我们还施行了两年T+0只是由于我们自己出于控制投机的需要 要抑制投机吗 我们才主动把T+0改成T+1
结果这一发言 好多国家直瞪眼 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欢迎你们到中国去看
那一次我特别自豪
转折在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阶段 我认为在这个行业 我所能够做的我都已经尽力做了 再往后的发展 不一定是我力所能及的。
瓦良格
真实的瓦良格
“买瓦良格号的钱是我垫的 ”---中国华夏证券前董事长 邵淳2013年02月06日 这个瓦良格号呢，现在都认为是个好东西，因为已经建成了，而且现在也有江湖军队了，飞机也起降了在上面，也准备用了。但是当初可不是，当初这个东西都认为是个坏东西，都认为是不好的事儿。因为在咱们部分是军方也好，还是高层也好，原来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好的，因为美国人一有了事儿，都说，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但另一种观点呢，是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就说航母没有用，它是个活棺材，海上活棺材。所以咱们中国一直没有上航母，就跟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得出结果一样，争论了几十年。那么就在1998年的时候，也是个而偶然的机遇，这条船就跟我们发生了关系。
因为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时候呢，当时苏联的那个黑海造船厂，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厂，它那个厂里面有三条航母。第一条就是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它完工率已经达到了98%，还有剩2%没有完成。第二条是瓦良格号，它的完工率是67.3%，就是船已经建好了，作为一个船，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个船体都造好了，但是他的设备没有按，就是电子设备啊，火控设备啊，飞机起降设备都没有装。另外，电缆还没有完全完成，电缆还差10几百分之没完成。第三条叫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这是俄罗斯的第10条航母，是个核动力的航母。当时的完成率只有17%，就船体刚合同合拢，机器没装。这一条船，后来有不同的命运。第一条，库兹涅左夫号，就在苏联解体的前期，还没有完全完工，但是它能开了。 那么俄罗斯海军就强行把它开回了俄罗斯，没有任何手续，强行就开走了，这就落到俄罗斯了，这条船。第二条船和第三条船，因为开不动，就留在乌克兰。然后呢，这个当时乌克兰的经济非常的差，非常非常的差。差到我们现在想不出的那个地步。那么也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厉害，原来一个卢布值1.6美元，到苏联解体以后，3千5百个卢布才合1美元。所以当时呢，就说，买一张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1美元就够了，用美元买一美元就够了，还是软卧。那么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那个就很惨了，就忽然冒出来一个挪威的公司。挪威的公司说，我要在你那个船，我要在这个订4条油轮，订4条大吨位油轮。然后但是你得给我，因为他的船台都是满的，你得给我船台。然后定金也交了，交了一点定金。乌克兰赶紧就说，那我这个船呢，我就得把它卖了，把这个船台腾出来。结果后来人交定金了，他说我买了吧，就把这个无量罗夫斯克号，一条核动力的航母，当然没完成的，就在船台上解体了。就拿那个电焊的把它隔开，一块一块的钢，堆在码头上。然后这家呢，挪威的公司拿走了一块钢，就消失了。实际后来知道，这是美国人在背后策划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就消灭了这个前苏联的，就一个战略资源。那么说的瓦良格号，苏联一解体，咱们军方，咱们国家的军方，就注意到这条船。因为这条船留在乌克兰，乌克兰就是黑海沿岸的国家，基本上用不着什么海军，更用不着什么航母母舰。当时咱们的军方一直想把它弄过来，从91年开始做调研，然后从92年低，开始派人，就是做乌克兰方方面面的工作，到96年的时候，终于工作做下来了，因为乌克兰用不着，它可以把这船卖给中国，就同意了。但是要卖，必须要通过招标的手续，这个手续要健全。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中国的，我们那个就是中央军委的军援军贸办公室，就正式向国家打了报告，向过层打了报告，要求立项。要求立项。可是他们报告打上去以后，并没有批下来，并没有批下来，就是因为在高层，关于航母的争论，还没有取得统一，一致的意见。所以就没有批下来，然后他们又打报告，还没有批下来。第一次打报告，最后还是没批下来。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军方，包括海军，包括军贸办，他们就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拖不起，当时有6个国家都想要买这个船，咱们中国是一家。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等不起这个批示，后来就想先想别的办法。后来就找了香港的一个公司，他们一开始找爱国港商，想先让港商先办了这个事儿。就找爱国港商，最后找了一个，是香港创立公司那个老板徐增平，他一开始还不敢干。最后做工作吧，同意了，然后他就代表军方这个军贸办，代表军贸办到乌克兰去投标。投标呢，想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这个船拉回来以后，要做个赌船，因为你不能说还用于军事。所做赌船，就以这个名义投标就头中了。实际上6个国家，中国这一方啊，是金额最小，金额最小，2千万美元买下来了。可是这个徐增平呢，交了一点那个保证金，然后就马上就香港金融危机，他就没钱了。他也破产了，没钱了。
没钱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总参出一个人，再加上他，到国内来找钱。最先找的是马蔚华，结果马蔚华当时是海南人民银行行长。他这个人民银行其实也没有钱啊，他就把各个金融机构，召集在一块儿，就说，能不能凑出2千万美元来？他还不能说是军方的事儿，就说有这么个生意，有个赌船，非常的便宜，2千万美元。可是海南当时的金融机构都惨的很那，而且你这个东西，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就没弄成。后来又找了几家，最后也没弄成，然后才找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相，我说一个航母2千万美元，不可能的，你就是没完工的，也不可能。结果后来说，文件。我说，你们跟那个乌克兰签那个协议，因为找到我的时候它已经投了标了，投中了。还差一个多月，付款期，还差一个多月就过期了。然后过了期还得重新招标。然后我看那个文件，应该是真的，很规范，后来我说光你们说不行，你们还得给我红头文件。结果红头文件拿不出来，后来他们说，领导面谈行不行？我说什么领导？他说海军副司令。
就是后来贺鹏飞（音）出来跟我谈的，他承认，第一，这个船是可以用的。第二，这个船是海军要的。为什么海军不能直接出面，为什么国家现在拿不出钱来，他就没有详细说，但是我就了解这意思了，就我说，那行吧，既然是国家的事儿，我就出了。然后我就用我底下一个实业公司。因为当时证券公司底下也有公司，用一个实业公司，让它去融资。把钱就给了。没想到这个事情后来惹出麻烦来了，后来不知朱F基怎么知道了。朱F基就说，一个证券公司，它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啊。然后就派了6个部委联合调查组，就查。查了一阵子，当时还批了16个字的批示，叫胆大妄为，严肃查出，以敬国法，以敬效尤。镇国法是要掉脑袋的，镇国法。但是查到底，因为我这个钱数还比较多，但是一共没几笔，最后是差，确实，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一分钱没有拿。这证实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办这个事儿？我说因为这个军队的事儿，有那么个机会让我帮帮忙，我也可以帮。而且是航空母舰这个东西，就贺鹏飞（音）的话了，这个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
因为以前不会有人买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他说我就连自己都不会原谅。
中财6263级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财政部长金人庆，原央行行长、天津市市长、现任社保理事会党组书记的戴相龙都出自中央财经大学，而且，都是62、63级。
40年前，一个班级的50名新生兴奋地面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们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会成为领导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这个50人的班级出现了30多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且大多身处经济要害部门，包括国家审计长李金华、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钱中涛、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原光大银行副行长王希坤、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等等。
这个班级就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62级(1)班。
不仅如此，他们的同届或者下届校友也出现了不少政府高官，包括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和原央行行长、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
这无法不令人关注。他们从成长到步入巅峰的过程正是中国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他们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左右中国经济改革未来方向的力量。
可以说，中财大金融系62级(1)班这一特定群体是当前中国财政金融主力团队整体气质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中财大金融系62级(1)班复原出这个群体的共性特征。其中的意义在于，了解这个主导群体的特质，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思想历程，有助于理解、判断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走向。
同一个班级的大多数同学后来都成为中国经济要害部门的当家人，这个特定群体的特征是中国金融业主导者的整体气质的一个缩影。
中国财金黄埔系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原华夏证券董事长等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头看似没有一点联系，但是如果时光回到40年前，他们是在同一个教室读书的同窗好友。
一个班级的贡献
据金融系62(1)班班主任、现已76岁高龄的刘春阳回忆说，当时中财院60级为干训生，1961年因自然灾害停招，62级实际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但也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届，该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和江苏，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农村学生占2/3之多。
他们毕业后到过农村、去过工厂、下过基层，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却成为优秀的领导群体，堪称中国金融黄埔系。看看这个班级的贡献吧。
时光荏苒，当时的班支书戴凤举成了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班长杨任远是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现江苏省人大常委，学习委员李金华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文艺委员樊晡生为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宣传委员谭纯喜是中国审计报社社长，小组长王希坤是原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课代表姚遂是原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还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钱中涛、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广宇、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原上海市工商银行行长沈若雷、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姚得骥，等等。
毫无疑问，对于他们，吸引我们更多眼光是他们的经历，他们这些人身上聚集了当今中国领导者的诸多特质。这可以让我们洞悉许多，包括中国经济的变迁，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及未来走向。
受教于计划时代
现年70多岁的王佩真教授是当时金融系副主任。1952年7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王佩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据王佩真回忆，当时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导师都是苏联专家，专业课程基本上是苏联那一套，以至于在上研究生之前还不得不集中强化俄文。
王佩真给62(1)班主讲的是基础理论课――货币银行学，其中资本主义部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则依照苏联的那一套来讲授，另有一些就是中国当时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点东西。
另一位老师，现年76岁的俞天一主要教授工商信贷与结算，这是一门业务骨干课程。因为当时银行有三大中心：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及现金出纳中心。俞天一解放前就在上海私人钱庄工作，解放后考进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搞信贷工作。期间，他几乎是一边工作，一边在人民大学学习，但学习的课程全部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黄皮书”。
据俞天一介绍，1957年反右时，中财院的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好多人被下放到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1959年，人民银行总行便调他和其他几个党员去充实教师队伍。兼有“土办法和洋办法”的俞天一比较重视业务实践。他讲课时也简单介绍苏联的东西，但主要讲中国当时怎么做，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怎样实行，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1965年下半年，由俞天一和刘春阳带队，金融系62级100人开赴武汉，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进行工商信贷课的专业实习。实习的3个月中，学生们分散到各办事处、营业所，跟随信贷员站柜台、跑工厂，亲身体验了基层信贷工作的酸甜苦辣。
接受《经济》杂志采访的62级(1)班的同学都谈到，当时的学生生活非常清苦，班上70%的同学靠国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学金生活，校园里清一色的补丁衣服，许多人从1962年进校到1968年工作期间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宿舍里没有开水瓶，只有用大铁壶打开水，常常喝凉开水。
尽管如此，当时大家却满怀热情。李金华接受《经济》采访时回忆说，这与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在遭遇自然灾害之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学先进人物的活动频繁开展，1962-1966年期间整个形势比较稳定，社会风气很好。
王希坤回忆说，当时大家争学雷锋做好事，看到谁的被子脏了，就趁他不注意给他拆了洗了、缝好叠好。王希坤还学会理发，免费为同学服务，在班上男女生头上都下过剪刀。
那时的学生很单纯、很理想化，没有想过今后要当什么官挣多少钱。邵淳回忆说，当时校园里流行一句口号：“我们要为党工作50年”，为锻炼身体，他每天早上跑10圈，然后再玩半个钟头杠铃；为锻炼意志，在酷热的夏天，在楼中间满是碎石子的平台上，跟同学光着脚比跑步，看谁先趴下，身上晒得冒烟也咬牙挺住。邵淳说，这也使他们这帮人都养成了一个特点：干事特认真，几十年如此。
临近写毕业论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4月1日，学校正式停课，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两个月后，毕业分配的初步方案出来，除了部分留校任教，大都分到财政、银行系统。但随着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分配方案反反复复改动7次，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方针指引下，原来65%留京的分配方案也“砸烂”了，毕业分配彻底遵循“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原则。在“文革”中成为“保守派”的金融62(1)班，无一人留京，大都被送到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广西、陕西、云南等艰苦地区，并且多数人直接到村里报到，跟当地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姚遂说，当然同学们满怀革命热情，“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大家不但毫无怨言，而且还做好扎根基层的思想准备。
十年基层磨剑
“文革”的出现对他们的人生是影响颇大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全国进入无序状态。62级的毕业分配被迫拖到1968年。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高校视察一圈后指示，给本应在1966年7月参加工作拿工资的同学们发见习工资，1967年7月同学们从学校领到46元的工资。1968年6月，最终的分配方案出来，同学们拿着报到通知单奔赴祖国各地，许多人还把离校的日子定在7月1日。
邵淳介绍说，当时他们年级100人中，有一半的人到20几个省的县人事局报道，一半是留中央各部委，但在各部委报到后又一个派遣证把他们送到县以下的更基层，只有一个同学留在北京密云县。邵淳是1968年8月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报到的，然后就到村里种地，一同去村里还有其他6个大学生。
从北京到了僻远的乡镇，他们所学的金融知识也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同时还得克服物质匮乏带来的种种不便。为了扎根基层，有的同学还在当地找对象、成家立业。接受《经济》采访的同学表示，当时连到地区工作都没有想过，更不要说调到省城、回到北京。据曾广宇说，当时其他什么都可以抛开，但对自己的专业恋恋不忘。1970年抽到县文艺宣传队的曾广宇找到县委宣传部，提出希望调到银行工作，但宣传部长以“我们县里找银行干部容易，找一个宣传骨干很难”为由拒绝。邵淳上班的县文化馆对面就是一家银行，但县文化局领导也没有同意他的调动申请。
据《经济》不完全统计，金融62(1)班的同学在县以下基层大都工作了10年以上，都在当地组建了家庭。
李金华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还说，从现在许多省委书记、部长的简历就不难发现，好多人年轻时都插过队，当过生产队长、支部书记。
知识结构转型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
社会发展又回到正常的轨道，政府工作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归队”等系列措施下，62(1)班的同学也随着经济建设的大潮逐渐浮出水面。一些“蛰伏”于基层的同学一下子被提拔到地区银行或省分行，希望调走的同学则被留下，有些省市甚至“按图索骥”把尚在县乡默默无闻的同学调走。
1980年代中期，部分同学开始走上省级金融机构的领导岗位，并开始陆续调回北京。与此同时，这帮人工作的行业也开始分化。有做教师的，有从事审计工作的，有干保险的，有做政府管理的，但绝大部分还是在银行工作。
从计划到市场，整个社会都经历一场裂变。这批同学早年接受的是苏联式的教育，课程中很少有商品经济的内容，从他们上中学、念大学到基层工作，国家一直搞计划经济；当他们跃上经济建设的舞台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知识结构的转型。尤其到了1990年代，在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建设、金融业发展的主力军时，他们的知识结构就不仅仅只影响个人的发展了。
原来长期在国有银行工作的王希坤，1992年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一下子面临着更大的转变。王希坤说，以前是计划模式，现在更贴近市场，就必须深入实际，从头再学。
1993年参与组建华夏证券的邵淳也坦承，开始感到很不适应，他便自学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读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研究边际效益、效益递减等，还跟接触的不同行业、不同对象学习，并一直持续至今。邵淳说，跟上大学时老师一瓢水灌下来不一样，现在的学习是围绕具体问题补充知识，针对性很强。
李金华则认为，在后来工作的几十年中，他也是一边自学，一边参加党校及一些培训班系统学习，尤其在干审计之后，对财政、金融、企业等都要十分熟悉，否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审计工作很难开展。
自己眼中的自己
正如姚遂所言，他们学这个专业有点“歪打正着”，当时是冷门，后来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后，一下子热了起来，他们这些人也成为香饽饽、热点人物。
然而，对于“班上为什么出这么多高官”之类的疑问，姚遂认为，在当时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宣传以及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他们这帮人的社会责任感及集体观念都很强，能以大局观为重，不会谋取私利，所以几十年来，他们班上没有一个人落马。
王希坤认为，戴凤举、杨任远、张怀俭、李金华等干部在班里很有号召力，全班同学能拧成一股绳，在这种氛围熏陶下，不管当不当班干部，主人翁意识都很强，组织协调能力都不错，所以到一定领导岗位时，不但自己能尽心尽职地干，还能带动其他人，决不会是孤家寡人一个。
邵淳也承认，由于从基层甚至农村一步一步干上来，他们非常清楚中国的国情，工作非常踏实，即使身居高位，也都很朴实，思想仍很单纯；同时从艰苦的岁月中走过来，以后工作中出现的什么困难，都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经历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是财富，流过的每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珍珠”，邵淳对此深信不疑。
对于班上许多同学能够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李金华说，几十年后回头看，除了自身的人品、知识结构、业务能力等之外，也还要靠机遇。李金华认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急需经济建设、经济管理人才，当然，大机遇下还有自身的努力。
自1990年以后，62(1)班陆续回到北京的已有20多人，在其他省市的同学也基本到了省城。对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巨大变化，姚遂说，这是“时势造英雄”。
金融黄埔集团军
1924年6月，广州长洲岛，一所新型陆军军官学校创办，学校以“亲爱精诚”为训，一时群英荟萃，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将帅的摇篮。
尽管黄埔军校在1938年被日军炸毁，但其培养人才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承传，即选派重要干部到学校任职任教，培养专门型、实用型高级人才。
1949年11月6日成立的华北税务学校便是如此，当时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兼任校长，培养对象主要为全国省市税局科长级在职干部，为迅速建立起新中国自己的税务体制起到重要作用。直到1960年以前，这所学校几经演变，但办学目标未变，即“培训财政、金融系统县局、行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并为各财经院校培养师资”。
1960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保留干部培训学校的同时，开始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但实质上从1962年起招，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招，到1978年复校为止，学校培养的正规毕业生仅有4届，为2000人左右。但就是这四届，竟出了众多中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官。
“财长”金人庆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不仅与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同一年进校，而且经历也非常相似。李金华的寝室北楼，而财政系的金人庆住西楼，二人同为班上的学习委员。1968年毕业时，李金华去了西北，金人庆则被分到西南，在云南永胜县粮食局工作，期间，金人庆养过猪、扛过粮包、当过粮店会计。
1977年9月，金人庆被提拔为县粮食局副局长，后又调任县财贸办副主任、财贸党委副书记。1980年至1983年，金人庆从县委常委逐步升迁为县长，之后调任云南省丽江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1985年起，李金华调审计署任副审计长，而金人庆也被提拔为云南省副省长。金人庆担任副省长的6年间，社会的评价是他扶持起云南的烟草行业，不是以简单的减税、拨款方式，而是运用多种调节手段，促进了云南经济的飞速发展。
1991年9月，金人庆也调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4年之后，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数月之后，金人庆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1997年12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1998年4月，金人庆再次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3个月后，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天津市长戴相龙
1963年从江苏仪征考入中财院会计系的戴相龙，在学校只完整的学习了3年，1966年4月1日学校停课之后，直到1968年与学校其他几届一起参加毕业分配，到了云南省圭山煤矿工作。在圭山期间，戴相龙到井下挖过煤、当过煤矿会计，至1970年代中期调到省煤炭局任政治部干事。
到1980年代初，国家组建农业银行，戴相龙也得以调任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拨款处副处长，其20余年的银行生涯从此拉开序幕。随后，戴相龙又先后调任江苏省丰县副县长、农行江苏分行副行长，至1985年调回北京，10年间，在经历过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交通银行副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位之后，1995年6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戴相龙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这里戴相龙一干就是7年多。在就任人民银行行长期间，戴相龙将对自己及手下的要求归结为一副对联：上联是“稳定币值促发展”，下联是“依法监管保稳定”，横批是“廉洁敢管”。戴相龙说，他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丝毫不敢懈怠。
2002年12月，戴相龙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今年1月24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戴相龙正式当选为天津市市长。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具有丰富金融系统工作经历的戴相龙的到来，将会对天津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
男，汉族，1943年7月生，江苏如东人，196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审计师。
1962―1966年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金融专业学习
1985―1997年 审计署副审计长、党组成员（其间：1993．03―1993．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7―1998年 审计署副审计长、党组副书记
1998―2007年 审计署审计长、党组书记（其间：2001．03―2001．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6．05―2006．07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7―2008年3月 审计署审计长、党组成员
2008年3月―2013年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中共十四大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