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苇湘的个人简介
史苇湘(1924.3―)， 四川绵阳人，擅长敦煌学研究。史苇湘 - 简介
史苇湘1948年 毕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曾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先后从事敦煌壁 画的临摹工作，莫高窟内容与时代考证等。
史苇湘 - 人生经历
自上个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后，敦煌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专家学者。1941年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后，敦煌更成为一些专家学者心中的“圣地”。在此后的十年间，几十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千里迢迢，来到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朝圣”。他们或面壁临摹，或沙海寻踪，或整理残卷……用自己的力量，抢救敦煌、解读敦煌。 在众多的专家学者中，有一人被称为敦煌的“活字典、活资料”。这个人就是史苇湘。1948年秋，24岁的史苇湘从四川省立艺专毕业了，在大师张大千的介绍下，他从四川孤身跋涉数千公里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敦煌。从此，他将青春和激情全部奉献给了敦煌。
史苇湘到敦煌莫高窟后一直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历史、敦煌艺术理论、敦煌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历任敦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料中心主任。他先后临摹敦煌壁画300多幅，出版各类画册、专著资料辑录等10余种，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敦煌历史年表》、《敦煌石窟内容总目》、《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等成为敦煌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他提出了敦煌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等一系列理论，成功地运用艺术社会学研究敦煌石窟，为敦煌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史苇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和突出成就，为后世学人树立了典范。 2000年1月，史苇湘先生在兰州去世。
史苇湘、欧阳琳之女史敦宇的回忆：初到敦煌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大批爱国志士背井离乡，逃往大后方继续宣传抗战。地处西北的甘肃也接纳了一批流亡的文化人士。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甘肃敦煌也吸引了不少的有识之士。1941年，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同年10月，于右任在西北考察后呼吁保护敦煌。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直属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常书鸿任所长。它的成立为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铺就了一块基石。在人们的大力宣传下，敦煌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父亲对敦煌莫高窟的了解是从张大千在四川举办“敦煌壁画展”开始的。当时，他还在四川省立艺专读书，被学校派到大师张大千身边，作为助手帮助搞敦煌壁画展。在张大千身边的几个月里，他获益匪浅，不仅对敦煌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从大师那里学到了在布上作画的诀窍。此时，父亲对敦煌充满了向往。
从大师那里得知，莫高窟在大漠戈壁深处的山沟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从成都到敦煌有两千多公里，交通很不顺畅，就有些犹豫不决。他想起了大师说的另外一句话：“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1948年8月上旬，父亲孤身一人从四川绵阳出发，一路西行。到嘉峪关时，已在路上走了快四十天。9月24日，终于抵达了敦煌县城。敦煌县城极其简陋，两条十字交叉的小街，三五家矮小的店铺，到处是黄土蒙蒙。在敦煌的一个商店里住了一夜，到半夜时，狗叫声、吵闹声四起。父亲非常紧张，店主说这是在“抓兵”呢。父亲没有想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竟然也遇到了“有吏夜捉人”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乘一辆去莫高窟的卡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莫高窟。随后，父亲被安置在一个小土屋。小屋极其简陋，除了一个木凳外，其他的东西都是土做的，土墙、土桌、土书架、土壁橱……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在四川所没有见过的。父亲后来说，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知道这个宿舍是用马棚改造的。跋涉了四十天，已经极度疲倦，不知不觉中就昏昏入睡了。半夜，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铃声惊醒，吓了一跳，原来这是莫高窟九层楼上的风铃声。
临摹失败
到敦煌的第二天，史苇湘就被领到洞窟内参观。虽然史苇湘给张大千当过助手，对敦煌壁画有一定的了解，但那是不完整的，不成片的。进入洞窟后，他被那些古老的壁画和彩塑惊得发呆。史苇湘开始临摹壁画了，没有想到他第一次临摹壁画就失败了。
父亲到了洞窟后才发现，他所见到的壁画和张大千先生临摹出的壁画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人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自己所理解的内容，张大千临摹的壁画有张大千的角度。看到真正的敦煌壁画后，父亲被那些古老的壁画所震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白天参观洞窟，晚上整理笔记，记下壁画的具体方位，异常地忙碌。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两餐都是白水煮面条和清汤白菜、萝卜。绘画颜料更是稀缺，段文杰等先生所用的颜料基本上都是自己制作的。父亲曾给我们回忆说，当时，他们的颜料基本上都是自己加工的。土黄色就用的莫高窟前大泉河的水冲下来的细泥加胶水研制而成。红色则用刷墙的红土，蓝色、绿色则用当地画工使用的鬼子蓝、鬼子绿。父亲记得董希文临摹的一幅壁画，用的是最低劣的染料。 然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极其富有。他们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不能自拔。父亲临摹的第一幅壁画是285窟，花了一个星期临摹出几幅小品。父亲的自我感觉还不错，把这些画拿给其他人看，结果他的同学范文藻私下评论说，这是西风画线描。原来他不由自主地用上了油画中的技法。这次临摹算是失败了。他开始进行反思了，逐步掌握了临摹壁画的诀窍。
打成右派
时光匆匆，1949年敦煌解放了。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从各个方面给敦煌研究以支持。可是，政治运动也接连不断而来。记者在史敦宇家中，看到了一张旧照片，这是史苇湘被打成右派时拍摄的，穿着一件破棉袄，头发很长，似乎向上竖起，拿着一支毛笔，正要临摹壁画。 史苇湘为何会成了右派呢？
对于1957年父亲戴上右派帽子的具体情况和细节，他在世时我们曾问过多次，每次都不愿多讲，总是摇摇头说：“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近两年，我们再次问到这件事，母亲的回答是，父亲当年在所里开会时爱在会上提建议的结果。母亲说，右派的事别再提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我从敦煌市副市长王渊著《敦煌轶事》一书中得知，父亲在一次“帮助党整风座谈会”上，对研究所个别领导独断专行的作风和社会上好大喜功的浮夸风发言说：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要让自己离开地球使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是不可能的…… 研究所的工作计划是“枷锁”，学术环境似“军营”等。父亲和毕柯等人的发言内容让领导很生气，再加上“历史问题”，成为右派就在情理之中。父亲于1944年秋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参军后在宪兵独立营担任班长，曾到印度守卫过雷多公路。这段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的历史被翻出来后，父亲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心在敦煌
史苇湘因敦煌而受尽磨难，也因敦煌而自豪。不管是深陷囹圄，还是下放农村，热爱敦煌之心不改。史苇湘的执著也影响了儿女们。史苇湘的女儿史敦宇1952年出生在敦煌莫高窟，名字是常书鸿先生起的。史敦宇是上世纪40年代来敦煌工作的学者中第一个在莫高窟出生的孩子，老一代敦煌学者们都习惯把她叫敦宇。史敦宇他们从小就受到了敦煌艺术的感染，也深深地喜欢上了敦煌。如今史敦宇的丈夫、儿子都在从事敦煌艺术事业。史敦宇的儿子从西安美院毕业后用油画的形式绘制敦煌壁画，她的丈夫金长明整理敦煌文献资料，敦煌学的事业在他们身上延续…… 我从小就生活在莫高窟。莫高窟距县城25公里，我们不能去县城上幼儿园，只好跟随父母出入洞窟，帮着父母提水、递颜料。大一些了就学习临摹敦煌壁画，闲暇时常书鸿、段文杰等先辈大师们常常点评我的习作。耳濡目染下，我所看到的洞窟壁画和别人不一样：“飞天是永远飞翔的；伎乐神灵们的舞蹈是跳动的；各类乐器是‘不鼓自鸣’的……这或许就是敦煌孩子的优势吧！”
打成右派后，父亲遭受了各种磨难。他放过羊、割过芦苇，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其间也参加了敦煌石窟总录的调查工作，并为莫高窟大事年表搜集资料。1969年时，被下放到敦煌县黄渠公社，直到1973年才回到研究所。
1978年，给父母第一次落实政策，我们从寺院搬回被工宣队抢占的原住平房，又在门前分了约20平米的自留地，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地埂周围种葵花。父母在种菜方面和做学问一样内行。1982年第二次落实政策，我们由原来的小平房搬迁到新建的二层楼房。这一段时间父亲出国讲学较多，记得1981年第一次他和段文杰先生去日本。听说两位老先生在北京穿上西装、皮鞋后浑身不自在，尤其穿皮鞋脚极不舒服。在莫高窟的山沟和农村过了30多年，他们早已习惯了穿布鞋和翻毛大头皮鞋。直到一星期后才渐渐适应。父亲从日本回来后带回许多照片，有一张是他们吃饭时日本女艺伎奏乐助兴的。这张照片受到了母亲严厉的批评，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看来你和段文杰需要继续改造世界观。”后来他们又去英国、法国、印度等国讲学，出国次数多了，有些事母亲也懒得再管。
1982年，父亲主编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此后，他的学术著作源源不断。今天，我翻阅着父亲的著作，字里行间依然能感觉出他对敦煌的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