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质的个人简介
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被朱温灭掉，共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唐朝一般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和后期。中间以安史之乱为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后期则是衰亡期。建立唐朝的是唐高祖，而领兵用十年时间完成统一大业的则是唐太宗李世民...唐朝
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被朱温灭掉，共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唐朝一般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和后期。中间以安史之乱为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后期则是衰亡期。建立唐朝的是唐高祖，而领兵用十年时间完成统一大业的则是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位之后，经过励精图治，使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此后的唐玄宗时期又出现了“开元盛世”，国强民富，升平之世再次出现。但也是在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走向了衰亡。
后期的唐朝政治混乱，从牛李党争到宦官专权，其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终于爆发了黄巢起义，起义领袖之一朱温开始叛降唐朝，后又取代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
唐朝创建者――李渊出身于关陇贵族，其祖父李虎曾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其父袭封官爵，其母独孤氏为隋文帝皇后的胞妹。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当时，各地农民起义汹涌彭湃，617年，李渊集团也趁势在太原起兵。这时瓦岗军和河北农民军正在中原地区奋战，牵制了大量隋军，隋京都长安地区的防守力量很薄弱。这年秋天，李渊率三万人由太原出发，向关中进军。年底，李渊攻克长安，拥立隋代王杨侑为皇帝。618年，李渊篡隋称帝，是为唐高祖。
统一全国
唐朝建立后，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时，金城的薛举、武威的李轨和马邑的刘武周，是威胁唐朝关中根据地的三大割据势力。唐朝进行统一战争，首先向他们用兵。 618年（武德元年），李世民率兵灭薛举的继承人薛仁杲，占领陇西全境。619年，唐朝又利用李轨集团内部的矛盾推翻了这个割据政权，取得了河西五郡。620年，消灭了刘武周势力。 早在618年，占据幽州的罗艺就归附了唐朝。620年秋，李世民率军出关，进攻王世充。次年，在李世民击溃窦建德的援军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降唐。621年至623年，唐军又镇压了河北地区的起义军。割据鲁南和割据冀北的力量，也相继败亡。 621年，唐将李孝恭、李靖等自夔州（四川奉节）顺江东下，突袭江陵。割据两湖的萧铣，也向唐军投降。622年（武德五年），唐军镇压了林士弘在江西建立的楚国，岭南的地方势力只得纷纷归附唐朝。624年，唐军又镇压了辅公u起义军。这样，长江流域及岭南等地也都被唐朝占领。 628年（贞观二年），唐太宗乘突厥衰乱，派兵击灭了占据朔方的梁师都割据政权。至此，唐朝大体上统一了全国。
中央集权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次子李世民出力不少，但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遂拉拢四弟李元吉共同对付李世民。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皇宫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自己的对手，史称“玄武门之变”。此后不久，李渊就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的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在贞观年间，唐朝开始强大起来。
改革官制
唐太宗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唐太宗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定为唐制。唐朝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三省六部。唐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的长官侍中（二人）和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在一起共议国政。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 三省的长官位高权重，但不一定全置，也不轻易授人，皇帝往往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品级较低的官员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也是宰相。高宗以后，尚书左、右仆射也要加“同三品”名号，不加此名号就不再是宰相。皇帝挑选一些低级官员任宰相和削弱尚书省的职权，是为了便于控制，防止大权旁落，大体说来，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如有问题可驳回重议。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各项诏敕和政策。 在地方上，唐朝仍实行州、县二级制（唐玄宗时一度改州为郡）。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至唐玄宗时，又重新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是监察机构，皇帝经常派巡察使、按察使等官员到各道、州、县检查工作，进行监督。县以下的地方组织有乡，乡下有里。里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
府兵制
隋唐都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领卫士1200人；中府5团，领卫士1000人；下府4团，领卫士800人。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68万人。
府兵的来源，是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从21岁服役，60岁免役，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府兵经常性的任务，是轮班到京城宿卫，叫做“番上”，有时也到其他地方出征和戍防。除外出执行任务时期外，府兵不脱离自己的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实行所谓兵农合一制。府兵的戎具、军粮大多要自备，因此府兵制必须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如果农民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就无力负担这种沉重的兵役。
唐代的府兵制贯彻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当时关中的兵力最集中，拥兵26万，约占唐朝兵力的40%左右。府兵的调遣由中央兵部牢牢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都没有调兵的权力。战时，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高级将劣诩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有利于防止将帅的专兵跋扈。
刑律修订
唐高祖时就令臣下制订《唐律》，至唐太宗时完成了这一工作，637年（贞观十一年）颁布全国。《唐律》共502条。刑名有笞刑五等，杖刑五等，徒刑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凡二十等。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沿袭隋的《开皇律》。唐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三十卷，解释律令条文。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法典。
在唐律中，体现着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精神。它保留“十恶”，以严惩破坏封建中央集权秩序者。它还通过“八议”的内容，规定贵族、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能够享受多方面的特权。他们犯了罪，有权通过议请、减刑、赎刑、“官当”等方法逃避惩治。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唐律对劳动人民极力压制。农民必须向国家交纳租调课税。为逃避赋役而脱漏户口、谎报年龄、私自出家的，也要遭受轻重不等的刑罚。官私财物都受法律保护，对盗窃者判刑很重。部曲和杂户被定为低人一等的贱民，而奴婢则又低于部曲和杂户。他们和地主、官僚犯同样的罪，但量刑的轻重完全不同。 从维护封建国家利益出发，在《唐律》中也有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防止地主官僚过分迫害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的规定。如对地主官僚“占田过限”、“妄认盗卖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等不法行为，也定有惩治律条。州、县及里等地方官须依均田令进行土地还授，地方官“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擅自加重赋敛的，以坐赃或枉法论罪。因此，《唐律》的制订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的一面。
学校科举
唐代的学校，在中央设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统由国子监领导，共招学生二千多人，最多时达八千人。其中大部分为官僚子弟，还有外国留学生。各地方州县也开设学校，此外还“许百姓任立私学”。学生学习的科目，除书学、算学、律学有专业课本外，其余都学习儒家经典。每年冬季，各官办学校负责把毕业学生贡给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在私学毕业的也可以由州县保荐参加考试。
唐朝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经义和时务策，以帖经为主；进士考试的内容为帖经、诗赋和时务策，以诗赋为主。考帖经全赖背诵，做诗赋需要独立思考。因而中明经易，中进士难。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进士及第虽难，但及第后易于飞黄腾达，因此被时人视为“士林华选”。
所谓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应试。制举不常举行，每次录取的人数不过一二人至五六人，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
唐代科举选官的范围较之九品中正制度更广泛一些，一般地主子弟都有应试资格。这对排除当时的门阀地主的残余势力来说，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贞观之治“贞观之治”
魏徵与唐太宗
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唐太宗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及戴胄等人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注意纳谏。他曾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同意这个意见。大臣魏征、刘洎、马周等人，都敢于犯颜直谏。如唐太宗想修洛阳乾元殿，又想到西域市名马，都因臣下进谏而止。由于唐太宗善于纳谏，因此能及时地纠正一些错误，修明政治。 唐太宗还注意执法，要臣下按法律办事。由于“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但几年之后，据史书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虽然辞有溢美，但至少可以说明贞观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在迅速恢复。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653年（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武周代唐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去，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武则天是唐高宗的皇后。 武则天名祝涓冈静纳倘恕⑻瞥醮蟪肌Ｎ湓蛱炀骰牵ㄎ氖贰Ｌ聘咦谝蚧挤缪＃坎荒苁樱刮湓蛱煨镁稣隆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武则天第三子）即位，是为唐中宗。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李旦（武则天第四子）为皇帝，是为唐睿宗，旋即废黜。
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降唐睿宗为皇嗣，自为皇帝，史称“武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仅有的一个女皇帝。
镇压反抗
在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因此都竭力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后，她依靠庶族官僚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和唐睿宗实际上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山东聊城）、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和这两次起兵有牵连的唐朝宗室、大臣都被武则天残酷镇压。
为了防止反抗，武则天在徐敬业起兵失败以后，更放手对她的政敌进行打击。武则天还奖励告密，在朝堂放置铜匦，以收受告密信件。又重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专办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对被告人进行骇人的折磨和屠杀。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唐初在朝内做官的多是关陇士族，所以武则天诛杀的士族官僚主要是这部分人。
武则天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对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则大力扶植。659年（显庆四年），武则天通过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进一步打击士族。
破格用人
武则天还破格用人，大量选用庶族地主做官，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在贞观年间的23年中，录取的进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就达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她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以示慎重；又置武举，以扩大选官的范围。她还下令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荐举自己，以求进用。690年，武则天派存抚使十人到各道搜荐人才，许多落选的士人和乡村教师都被荐举。武则天选官虽滥，但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立即废黜或诛杀。当时的宰相狄仁杰是有名的贤相。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Z、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陆贽传》)
在唐太宗时，士族地主还未全面衰落，维系士族社会地位的谱牒还沿袭不紊，特别是关陇士族在政治上还有很大势力。降至唐朝中叶，士族开始全面地衰落。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武则天修《姓氏录》、重点打击关陇士族以及大力选拔庶族地主等政策有密切关联。
但武则天也是一个具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滥杀，造成恐怖风气；她放手招官，使官僚集团急剧膨胀，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还大肆佞佛，到处筑寺造像，又建明堂，修天枢，铸九鼎，浪费无度。这都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
五王政变
武则天共做了15年皇帝，到705年（神龙元年）她82岁时得了重病，宰柏张柬之、崔玄等人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复唐国号。事后，张柬之等五人同被封王。不久武则天病死。
李隆基唐玄宗
武则天下台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之中。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手中。韦后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先杀太子李重俊，后又在710年（景云元年）毒死唐中宗。这时武则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李旦第三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抢先攻进皇宫，杀韦后并其党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弄。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12年（先天元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唐玄宗。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至此，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开元改革
李唐中宗、睿宗时，政治昏暗，弊端丛生，唐玄宗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姚崇、宋Z、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人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下，针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卖官，以致滥置的官职多达数千人，造成国家开支的巨大负担。玄宗即位后，开始裁减冗官，并精减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其次，压制佛教。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中宗、睿宗时，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膨胀到数十万。僧尼不服役纳税，建寺造像又耗资无数，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的有12000余人。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办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在关中的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以害水田”，玄宗令统统予以拆除，使“百姓大获其利”。他又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地大兴屯田，那时全国共有军屯992屯，垦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在武则天时，均田制已开始逐渐破坏，土地兼井和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721年（开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唐政府对这些客户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免租得存役六年，后由各州县安插在均田土地上。这一措施对改变社会上占田不均的情况，缓和阶级矛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会经济均田制
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日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
推行均田制与赋役制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租佃契约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自由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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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 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手工业官营和私营手工业
唐代服饰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纺织业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
瓷器
在唐代，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色彩鲜艳，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
商业繁荣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水陆交通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 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
唐朝 - 后期发展
唐代阎立本
安史之乱后期政治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从表面上看它是繁荣的。但实际上，社会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终于导致了一场大祸乱──安史之乱的爆发。
开元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的唐玄宗，开始不愿过问政事，只想安逸享乐。744年，他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大肆挥霍，生活糜烂。
在玄宗后期，政治的腐朽，造就了许多无耻政客。如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奸邪佞人。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要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兄长，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府兵制度的瓦解
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由于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原先规定戍边和出征实行三年一轮换制，但以后士兵服役的年限日益延长。边将们对待士兵极其残酷，他们为了侵吞士兵携带的财物，强迫他们白天服苦役，夜间住地牢，折磨致死。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境况也极差。他们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甚至被卫佐借给豪家当奴仆。以上种种原因，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这样，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因此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募兵制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唐初就存在着募兵制，以后随着府兵制的逐渐破坏，募兵制日益盛行。到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所代替。镇守京师的武力号称长从宿卫，后又改名骑。戍守边防的士兵称健儿，因为长期服役，故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的军队主要有团结兵，亦称团练。大致说来，骑、健儿和团结兵的军器、衣粮都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他们是属于雇佣性质的职业兵。在府兵制推行时，地方兵分散，中央掌握重兵，府兵制破坏以后，中央虽有骑，但不堪一击。在内地州县，团结兵的装备差，数量也少，同样处于虚弱状态。当时的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
711年（景云二年），睿宗始设节度使，以后逐渐推广。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治龟兹城，新疆库车）、北庭（治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治凉州，甘肃武威）、朔方（治灵州，宁夏灵武西南）、河东（治太原府，山西太原市）、范阳（治幽州，北京市）、平卢（治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陇右（治鄯州，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四川成都市）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广东广州市）。
各地的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把本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抓到手里，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示意图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杂胡。他因为残酷地镇压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长期从事民族掠夺战争的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到长安，在宫廷和官场活动中，对唐政府的腐败、虚弱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灭唐的异志。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他到长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欢，赐名为思明。在安禄山叛乱以前，史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
在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后，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755年（天宝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十五万人，南下攻唐。 唐玄宗因为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
当叛乱的战鼓惊破唐宫的《霓裳羽衣曲》后，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但唐朝新招来的士兵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劲旅，安禄山渡过黄河后，连败唐军，一路攻陷断陈留、荥阳（河南荥阳）、洛阳，直抵潼关。756年（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 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虽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因是临时凑集来的，缺乏战斗力。但玄宗和杨国忠对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逼其出兵。结果，哥舒翰在灵宝被安史军打败，全军覆没，哥舒翰也做了俘虏。同年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玄宗在长安陷落前，仓惶出逃。到马嵬坡（陕西兴平西），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杨国忠，又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在灵武即帝位，即肃宗。安史集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它却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内部矛盾重重。坐镇洛阳的安禄山恣行暴虐，众叛亲离，757年初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帝位后，史思明屯驻范阳，拥有重兵，不听调遣。
757年春，唐朝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陆续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又向回纥借兵四千人，肃宗以其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一举收复长安。 在此前后，河北、河南的地方官和军队也在进行着长期而激烈的战斗。既极大地打击了叛军的后方，又保障了江淮供应物资路线的安全。江汉和江淮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结局有重大影响。
759年（乾元二年），史思明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上元二年），史思明大败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乘胜向长安进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后，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没有力量再向唐朝发动进攻。
762年（宝应元年），唐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杀张皇后，肃宗受惊而死。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帝位，即代宗。
代宗调集各路兵马，又向回纥借到一部分军队，以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率军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失地。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叛将见他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763年（广德元年）初，史朝义在唐军打击下，穷促自杀。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唐朝削弱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民族斗争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骚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中央力量越来越削弱。这一切都说明，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
政坛斗争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四镇之乱”
唐中央和藩镇之间的斗争，在德宗时期有所谓“四镇之乱”。781年（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乱军立朱滔的兄弟朱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淮西之乱
至唐宪宗时期，又和藩镇势力进行了一场大争斗。814年（元和九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元和十二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迓柿炀徘勘幌次髡蛩诘牟讨莩牵痪倩钭搅宋庠茫蕉嘶次髦摇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820年（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
宦官擅权
唐初，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这种情况，到玄宗时才发生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其中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玄宗怠于政事，凡四方进奏文表，先让高力士审阅，小事由高力士处理，大事才由自己裁决。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肃宗时用权阉李辅国掌禁兵。德宗时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权阉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皇帝和朝臣因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都极为不满。宦官不属士流，他们往往引进大量工商杂类来堵塞仕途，这更使朝官们十分恼火。因此，当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经常爆发反宦官集团的斗争。
“永贞革新”
在顺宗时期，发生了“二王八司马”的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即所谓“永贞革新”。
805年（永贞元年），唐顺宗即帝位时已得了中风病，口不能言，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梢约傲谠⒘跤砦⑽ぶ匆辍⒑亍⒑省⒊纶伞⒘枳肌⒊桃斓仁耍懈母铩
王叔文等首先从革除弊政入手。废除了宦官进行掠夺的“宫市”和五坊小使，接着下令停止地方官对皇帝的各种名目进贡。又停止征收“诸色榷税”。
为了铲除宦官专权的根子，王叔文选拔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宦官集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在宦官的反对下，这一重要措施未能贯彻下去。
“二王八司马”事件
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阴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纷纷向朝廷上表，称顺宗久病，应当让皇太子监国，积极赞助俱文珍。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伤烙诒崴跏逦谋淮退溃谠⒘跤砦劝巳硕急槐嵛咧菟韭怼＠飞铣普庖皇录岸醢怂韭怼笔录
“甘露之变”
在唐文宗时期，又发生了以郑注、李训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事件。
郑注本姓鱼，擅长医术，但出身低微。李训通经学，中过进士，曾因事被流放。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大宦官王守澄把他二人推荐给文宗。但郑、李并没有按照王守澄的意图办事。文宗和他们谈得很投契，最后付以消灭宦官的重任。
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835年（大和九年）秋，郑注和李训利用宦官集团的内部矛盾，把反对王守澄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权阉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处死。此后，他们又请唐文宗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解除了他右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王守澄失去兵权后，被文宗赐死。
不久，李训、舒元舆做了宰相，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他们想内外合势来消灭宦官。835年年底的一天，经过一番布置，文宗登紫辰殿见百官。韩约上奏：在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树上有天降甘露。唐文宗令左、右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带领宦官去看。这时，在左仗院早已埋伏了兵甲，只等宦官一到就全部围杀。不料，仇士良看出了破绽，急忙劫持文宗回宫，同时派禁军大肆屠杀。李训、舒元舆及韩约等人都遭斩杀，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宦官杀害。此外被宦官滥杀的不计其数。史称“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
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所谓“牛李党争”。
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牛仙客出身胥吏，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互相支持。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途。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员？李党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牛党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魏晋以降的门阀士族多以经学传家，故重经术实即重门第；诗赋词彩是进士科考的主要内容，所以重词彩也就是重科举。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
其二，如何对待藩镇？在这个问题上，李党主张平叛，牛党主张姑息。李德裕是武宗时的宰相，曾坚决地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分子对朝廷向藩镇用兵，大多采取消极或阻挠的态度。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必去理它。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潮是在文宗时期。先是牛党专政，排挤李党，后又是李党当政，排挤牛党。文宗时，牛李两党官员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凡牛党称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武宗即位后，用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尽逐牛党，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外地。宣宗即位后，牛党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党。李德裕几经贬谪，848年（大中二年）又被逐到崖州为司户，次年于崖州病死。这次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两税法均田制破坏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现存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大土地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在唐后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 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亦称“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
雇佣关系在唐后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补充性的劳动人手。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性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解决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是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膨胀的情况下，不管唐政府如何努力，也无法使均田制恢复。
758年（乾元元年），唐政府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统购亭户所煮的盐，由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唐王朝从中获得厚利。
从760年（贞元元年）起，刘晏担任盐铁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刘晏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整顿。他首先改革盐法，原来在各州县都设有盐官，来掌握盐的专卖，刘晏都予取消。他只在产盐地置盐官，以收购亭户生产的盐，然后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增。
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税只有六十万贯，至大历末年增加到六百万贯，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刘晏还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申报，政府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收购粮食，在歉收地区则用较低的价钱粜出。推行这种常平法，不仅唐政府获利，而且各地物价也大体保持平稳。刘晏还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自此“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刘晏的以上几项改革，在客观上都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州县残破，并且多为藩镇所据，故江淮地区就成了唐政府剥削搜刮的财源，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唐政府对江淮人民剥削之重，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迫害下，人民奋起反抗，起义怒潮席卷江淮各地。其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义。
户税地税
均田制度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了。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添置了许多新的税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其中，盐税的数量固然很大，但就其发展前途来说，以户税和地税最为重要。
户税，即根据资产分天下户为九等，按户等税钱。这一税制，在唐初已实行。769年（大历四年），唐代宗又下令规定了户税钱的九等比额，其中上上户税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到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亦得纳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如一户数处做官或数处有田庄，得按官品、资产所应定的户等在各处纳税。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按本户等加二等征税。寄居在异乡的卸任官吏，寄庄户从七等户税，寄住户从八等户税。其他诸色浮客及暂时寄住户等，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户纳税。此后，户税在政府的收入中日益增多。
地税，是由唐初的义仓税发展而来。628年（贞观二年），唐政府令天下州县建置义仓，规定王公以下的土地亩税二升，以备凶年。唐中宗以后，国家的财政日益困难，义仓存粮全部用作填补政府的亏空。这样，义仓粮就成了国家的一项正式税收，连义仓粮的名称也改称为地税。地税额亩收二升一直维持到763年（广德元年），此后即不断增加，并开始一年两征。
两税法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的重要意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得存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
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