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尚任的个人简介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孔贞[之子，孔子六十四代孙。生于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终年71岁。清戏曲作家。 尚任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好诗文，通音律。...基本内容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孔贞[之子，孔子六十四代孙。生于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终年71岁。清戏曲作家。尚任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好诗文，通音律。父亲的好友贾凫西，对他从事戏剧创作影响颇深。虽高才博识，但屡试不中，便捐纳了国子监生，三十五岁之前隐居石门山中。康熙二十一年 （682年），应衍圣公孔额所之请，出山为其夫人治丧。后主修《孔子世家谱》及们阈里（新）志》，训练礼生、乐舞生，在把孔时做赞礼，还选聘工匠，监制礼乐器、舞器、祭器达数十种。他日夜忙碌一年有余，因办事认真，才能出众，成绩卓著，受到孔毓圻的赞常。康熙一二十三年（16幼年）十一月，皇帝南巡北返，亲临曲阜祭？巳孔于，孔尚任经孔毓圻保举，充任讲书官。他刚讲完《大学》首章，康熙帝即传谕大学士明珠和王照；“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怀，著不拘例议用。”他被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遂赴京任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去淮扬，疏浚黄河海口，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冬才回到北京。其间，他结识了明朝遗民冒辟疆、邓孝威、杜于皇、僧石涛等人；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系；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还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了张M道士，注意搜集野史逸闻，对南明王朝的覆灭已有深切感受。回京后，任户部主事、广东司员外郎等职。
当时的清都北京，戏曲演出极为繁盛。孔尚任在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康熙三十二三年（1694年），与顾采合作的《小忽雷传奇》在景云部演出，颇得观众赞许。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经过他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桃花扇》脱稿。该剧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一时轰动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当时与《长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称。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罢官。
孔尚任罢官以后，在北京逗留两年多，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回到曲阜石门山老家。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春天，孔尚任病故于家，入葬孔林。他一生著作甚丰，有《石门山集》、《岸堂文集》等传世。
康熙五年（1666年），孔尚任19岁中了秀才，顺利地踏上了科举的第一个阶梯。但接着就在考举人的乡试中碰了壁。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主要是考八股文，考题只从《四书》、《五经》里出，内容只能是根据宋代朱熹的注释来发挥，不准随意发表意见，更不准唱反调，文章也必须按照规定的框子写，不合八股的规格是不行的。所以，真正有才学的、能独立思考的人，未必就能考得上。孔尚任虽然是孔子的后裔，从小念《四书》、《五经》，对孔子的理论自然也不会发生怀疑，但从他对贾凫西颇尊重，对贾凫西用鼓词别出心裁地解释《论语》颇赞赏的态度看，思想并不很保守。因而，他在科举上碰壁是可以理解的。
青年时代的孔尚任是很想得到功名，挤进封建官僚的行列的，考不上举人，自然很苦恼；到了30多岁的时候，他就想另找出路。清圣祖玄烨康熙十七年（1678年），下令开博学鸿词科，要各地的官员保举“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士，到北京去考试，由朝廷直接选拔录用，读书人要能得到地方官员的保举，那在地方上就得有点名气。孔尚任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想在当地沽名钓誉了。第二年，他就到曲阜城北40里的石门山，盖了3房茅屋，隐居读书了。
《桃花扇》卷一试一出《先声》、卷三加二十一出《孤吟》，均有“康熙甲子八月”的下注。这说明孔尚任在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见《桃花扇本末》）。他是听了族兄孔尚则讲述南明弘光遗事及秦淮歌妓李香君面血溅扇的轶闻之后，而激发了创作灵感的。但他幸遇康熙皇帝这件事，却使他对清代统治者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如果他怀着这种心情在国子监里度过的话，恐怕日后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也不会写出名垂后世的《桃花扇》，在历史上留下大名了。
三
特别是冒襄，他是《桃花扇》描写的弘光王朝兴亡始末的目睹者，可以说是剧本里没有出场的剧中人。《桃花扇》里写到马士英、阮大铖迫害东林党和复社文人，以及复社中的四个书生――所谓“四公子”斥骂阮大铖的事情。冒襄就是“四公子”之一。冒襄与《桃花扇》的男女主角――侯朝宗和李香君，都是很熟悉的朋友，他们时常在一起出入秦淮河畔。他与名妓董小宛的结合，和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结合，都是当时文人中艳称的风流韵事。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秋，冒襄到扬州拜访负责治河工程的孙在丰，并和扬州一带的老人，如黄云、李沂等，做了最后的一次聚会。孔尚任也参加了。于是，黄云等人便向冒襄介绍孔尚任的为人，表达了孔尚任想向他们了解弘光王朝遗事的心愿。随后，冒襄以80岁的高龄，到孔尚任的寓所住了30天。在这30天里，他向孔尚任详细地讲述了弘光王朝的兴亡始末，讲述了他与陈定生、侯方域等人在当时和马士英、阮大铖作斗争的事迹，自然也讲述了侯方域与李香君相识、结合、结局的故事。
除了冒襄，杜浚也是孔尚任在扬州一带结识的一个颇值得注意的人物。杜浚同《桃花扇》中写到的那个两面派人物杨龙友颇为熟悉。清兵攻占南京后，他在那里久住下来。他也可以算是弘光王朝兴亡始末的一个目睹者。杜浚在当时是颇有名望的诗人，他的诗作《灯船歌》，描写明末秦淮河上歌咏沸天的繁华景象，表现了浓郁的兴亡之感。明亡后，杜浚长期流荡南京，生活非常穷困，曾受到老艺人柳敬亭的接济，可见他与柳敬亭的交往密切，感情颇深。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孔尚任与杜浚相识了，并应邀到孔尚任的船上饮酒畅谈。他无疑也给孔尚任提供了许多弘光王朝兴亡始末的活资料。于是，孔尚任便从这些人的谈吐中，知道了南明弘光小朝廷更多、更具体的种种轶闻、遗事，并加深了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也就更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孔尚任由扬州渡江经仪真前往南京，特意去游览了一番弘光王朝的兴亡之地。
南京是历史名城，南朝的晋、宋、齐、梁、陈，都曾建都于此。这些短命的王朝，也曾留给人一种繁华盛景、转瞬即逝的兴亡之感。历代文人来此游历、凭吊，总要抒发一番沧桑之感。而孔尚任这次来游，却不再泛泛地吊古伤今，因为他头脑中只有一个弘光小王朝在，他感兴趣的也只是这个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始末。
孔尚任刚刚踏上南京的土地，便整装去游览秦淮河。被称为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是明末风流繁华之地，这里聚集着许多歌馆舞榭。每到夜晚，游船上灯火点点，歌声沸杂。这些游客中多数是醉生梦死的官僚、商人，他们来此取乐，固不值得称道，但那些与众不同的清流文人，也往往在这里聚会，一方面宴饮唱酬，留下风流韵事，一方面也借此议论政事，抨击时政。侯方域在这里结识了名妓李香君，冒襄在这里结识了董小宛。他们借着这种风流活动，串联起来，与弘光小朝廷的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进行斗争。
孔尚任在游览秦淮河的时候，找到了一些旧日的老人畅谈往日的故事，回想着旧日秦淮河繁盛的光景。于是，他在《阮岩公移樽秦淮舟中同王子与韵》一诗中写道：
宫飘落叶市生尘，剩却秦淮有限春。
停棹不因歌近耳，伤心每忘酒沾唇。
山边水际多秋草，楼上船中少旧人。
过去风流今借问，只疑佳话未全真。
从诗中可见他们当时谈的什么内容了：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日秦淮河上的名流，大概早已不在人间，当时10多岁、20多岁的伎人，现在也有七八十岁的高龄了。现在虽然不如那时候繁华了，但亲历其地，总还能得到些感性的印象。并且，还有人能够向他讲述当年李香君的故事呢！
南京是明代开国时的都城，明故宫依然保存在那里，孔尚任也去凭吊了一番。他看到昔日的旧殿已经倒塌，只留下殿基；大殿内的红墙，也已经断缺；御河桥上的石柱，也倾斜了。于是，他深深地感到，一代王朝简直如同一盘棋一样，很短时间就结束了。
孔尚任这次来南京游历，除了实地看看他要写的《桃花扇》故事发生的地方，获得实际的感性印象，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去找熟悉弘光王朝政事的人作进一步的调查。他在南京拜会的人物中，除大画家龚贤、学者王弘撰外，与《桃花扇》关系最重要的要算是明末的大锦衣张怡了。
张怡字瑶星，号薇庵，江宁上元人。李自成攻破北京时，他当时是锦衣卫千户。崇祯皇帝吊死后，他曾一度独自守灵戴孝。李自成看他行为可嘉，便“义而释之”。他由北京到南京，在弘光王朝依然任锦衣千户之职。明亡后，他便一直隐居在南京郊外的栖霞山白云庵中避不与人打交道。
在这次拜会中，张怡回答了孔尚任提出的许多问题，谈了前朝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讲述了弘光王朝时清流文人反抗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活动。因为是亲历亲闻，孔尚任感到这是：“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并且对张怡的人品表示了极大的敬意：
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
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
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
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
孔尚任在这首诗中，虽然写得十分概括、含蓄，但张怡隐居白云庵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精神，还是清晰地勾勒出来了。
这次会见张怡，给孔尚任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创作《桃花扇》时，便把张怡写进去了。让他在第二十出《闲话》、第三十出《归山》和第四十出《入道》中充当了主角，起了向渎者和观众启示剧本主旨的作用，借以揭示深藏于作品之中的爱国思想，进而把读者和观众的感受、感慨，由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生死离别之情，引向兴亡之感。这显然是孔尚任这次与张怡会面的结果。
孔尚任这次南下治河，对他创作《桃花扇》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而且在实地考察南明遗址、广泛接触明末遗老中，受到民族意识的熏陶，从而加深了他对南明兴亡的感慨，动摇了他对清朝统治者的那种感恩图报的态度，这对发掘《桃花扇》的主题和思想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四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二月，孔尚任回到了北京，依旧做他的国子监博士。
然而，他从扬州回京后，并未受到特别的恩宠，国子监祭酒对他也不再特别重视，他自己也习以为常，每月六次去国子监，大部分时间是空闲的。他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海波巷里，日子过得颇为悠哉。从他写的《博古闲情》这支曲子里，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生活情调：
侨寓在海波巷里，扫净了小小茅堂，藤床木椅，窗外几竹影萝阳，浓翠如滴，偏映着潇洒葛裙白拧衣。雨歇后，湘帘卷起，受用些清风到枕，凉月当阶，花气喷鼻。
由于生活的清闲，孔尚任从此对古董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去琉璃厂、崇仁寺闲逛，见到有中意的古书、古玩，便买回来赏玩，常常把俸钱花得精光，以致变成了收藏家。
在这期间，孔尚任与大诗人王士祯相识了，并过往甚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王士祯任兵部督捕侍郎，与孔尚任虽然地位悬殊，但王士祯一来是诗坛领袖，以风雅自命，喜欢延揽骚人墨客，虽为高宫，却未改名士风流；二来他与孔尚任同为山东人，一起在京为官，也是大同乡了，更何况孔尚任身为国子监博士，官虽微却颇清高，非一般部曹可比；三来孔尚任也能诗，在扬州三年，他在诗坛上也赢得了一些小名气。这样，王士祯就把孔尚任带进了北京官僚文人的圈子，结识的人物也就愈来愈多了。居京闲暇，他就经常参加官僚们的东皋宴集、梨园听歌、月下联吟种种活动，过着一种闲官生活。
孔尚任在北京做闲官，逐渐对戏剧也发生了兴趣。他的《燕台杂咏四十首》其八云：
十丈红尘一洞灰，高车短扇河如雷。
太平园里闲箫管，演到新词第九回。
自注：“太平园，今之梨园部也，每闻时事，即谱新声。”可见，他是不只一次地去听曲、观剧。
这期间，孔尚任结识了一位工音律的无锡人顾彩（字天石，号梦鹤居士），两人结为好友，开始了戏剧创作的试笔。孔尚任在北京搜得的古董中，有件唐代的古乐器，名叫“小忽雷”。他在得到这个乐器后，有所感触，认为这样的古物，包含着前代的兴废之迹，能寄托人们的兴亡之感，所以，就和顾彩合作了《小忽雷》传奇。这个剧本，是孔尚任构思剧情，顾彩填写的曲文。这部剧作显然是不成功的，但是，孔尚任却由谱写此剧，得到了锻炼，摸索到了戏剧创作的诀窍，特别是进一步掌握了音律的规律，这就为他长期经营、反复构思的历史名剧《桃花扇》的创作，做了艺术上的准备。因此，如果说孔尚任的淮海三年是为《桃花扇》的创作完成了题材方面的准备，那么，京中闲官几年，正是为保证这部历史名剧的创作成功，做了艺术上的准备。
五
康熙三十八年（1699午）六月，继洪升的《长生殿》传奇之后，经过孔尚任10余年呕心沥血、3次易稿的《桃花扇》传奇终于脱稿诞生了。
《桃花扇》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剧，它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剧作，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作为全剧的主要线索，围绕着这一线索，揭示了南明福王的兴亡始末。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他写这个剧，就是要使人知道明代“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他以鲜明的爱憎，褒贬的态度，颂扬了忠贞的爱国者，抨击了误国的昏君奸臣，如剧中人物柳敬亭所说的那样：“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般得意的奸雄，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
剧作一开始，便透过笙歌曼舞的升平景象，揭示出明王朝垮台后的南京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当侯方域等文人还沉溺在歌馆舞榭之中时，马士英、阮大铖等已在暗中活动，企图死灰复燃，侯方域等清流文人，虽然比较正直，起而与马士英、阮大铖进行斗争，但也只不过是书生意气，既无力制止马、阮之徒拥立福王的活动，也无法改变当时的政治形势。马、阮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江北四镇互相倾轧，结果连自己也陷入奸党之手。弘光王朝在四分五裂中，在清兵压境的情况下，很快就垮台了，明代300年的天下，也再无恢复的可能了。《桃花扇》真实地反映了弘光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确是“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
《桃花扇》对祸国殃民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揭露是有力的。他们是乘国事多故之机，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借拥立福王之功，占据要津，独揽大权。他们对上阿谀奉迎，尽量满足福王的声色之好；他们对于异己，则大肆打击、屠杀，排斥忠贞的关心国家大事的正直人物，把半壁江山搞得四分五裂，把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剧本通过李香君的嘴，骂他们是“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
剧中作者怀着崇敬与沉痛的心情，塑造了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形象，歌颂了这位爱国将领。他赤胆忠心，力图挽救南明王朝的危局，但受到马、阮权奸的排挤，固守扬州，孤军无援，直战到一兵一卒，眼看大势已去，感到“江山无主，无可留念”，便从容脱下官服，纵身跳进了滚滚的波涛之中，沉江自杀。展示了史可法对大明王朝的一片忠心。
《桃花扇》更值得称道的是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几个地位微贱的人物形象。他们在封建社会里属于“贱人”，李香君是妓女，柳敬亭、苏昆生是说书、唱曲的艺人。但是，孔尚任丢开了传统的封建观念，把他们写成善良、正直、智慧，关心国事的高大形象。侯朝宗几乎陷入阮大铖的政治圈套，而李香君却心明眼亮，及时识破了阮大铖的诡计，毅然拔簪脱衣，使侯朝宗摆脱了奸人的陷阱。在她被强拉去供马、阮二奸人取乐的时候，她当面慷慨陈词，怒骂马、阮，鞭辟入里地揭露他们祸国误国的罪行。柳敬亭任侠好义，为伸张正义敢于赴汤蹈火。当他听到左良玉要引军东下，引起了南京的惊恐，于国事不利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担任下书劝阻左良玉的任务。在左良玉的帅府，他敢于指责这位握重兵、性暴戾的将军。总之，在孔尚任的笔下，李香君、柳敬亭等人，不只是一般的善良、正直，而且在国事上明辨是非，对奸党深为厌恶，在亡国后毅然离去，表现了高贵的节操。
特别是《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写侯朝宗和李香君于国破家亡、景物全非的时候，却又喜得重逢。当他们二人在法坛前缠缠绵绵，互倾心中的离情别话时，张道士却当场把记有他们千愁万苦的桃花扇扯碎，并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训斥：“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吗？”
这里，是作者借剧中人之口，对当时那些沉浸于儿女情中而忘却了亡国之痛的人的当头棒喝！它深刻地启示观众，在国破家亡、身处异族统治之下，只追求个人的幸福是很难做到的。侯、李的结局只能是个悲剧，作者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历史真实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桃花扇》的上述分析、理解，而且应该更深刻地领会《桃花扇》在客观上所隐寓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不是再现历史，而是通过这些生动地描写，通过剧中的那些可歌、可泣、可憎的人物，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之情。
当然，《桃花扇》在反映历史真实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缺陷的。比如，作者在《桃花扇》中，曾借左良玉之口说：“那李自成、张献忠，几个毛贼，何难剿灭！”对明末农民起义军充满敌视的态度。作者要人们不忘记“亡国之痛”，却又不主张走奋起反抗的道路，只是叫人们埋名民间、藏身于山林田野之中。这说明，孔尚任在观察、概括历史生活时，是受到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制约的，他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认识和反映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的。
由于《桃花扇》写的是刚刚过去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自然是会引起许多在朝在野的文人们的极大兴趣，特别是一些曾经经历过，或听人讲述过明亡清立这段历史的人们的兴趣。再加上顾彩乃至著名演员丁继之的帮助，剧本写得非常紧凑，人物形象生动，文词也精美，符合音律。所以《桃花扇》一写成，就有许多人借阅、传抄，时有纸贵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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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京城里盛演《桃花扇》，而且不只一个戏班在演，几乎是天天在演。其中以已故的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李G的别墅寄园中的演出最出色。每次演出，名人大臣、文人士子坐得满满的。主持人是李G的孙子。他不惜挥霍巨金，聘请了两个戏班，购置大量戏装和道具。演员们也演得非常卖力，唱作俱佳。常常是在演出中感动得观众流下泪来，特别是那些从明代生活过来的“故臣遗老”。《桃花扇》的演出，使孔尚任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六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初，名满京华的《桃花扇》演出的热潮还没有冷下来。孔尚任每次在剧场的笙歌声中看演出，观众总要把他推在上座上，还让演员们向他敬酒，有的演员、观众还当场请他题诗、签字。这时候，许多观众都转过头来指指点点，流露出羡慕、赞许的眼光。孔尚任自己也感到无比荣幸，心情非常舒展。正在这个时候，孔尚任又接到了朝廷晋升他为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的官报，犹如“鲜花着锦”，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条通向朝廷显官的金光大道。
不料，官场翻云覆雨的变化来得如此之快，仅仅十来天的时间，户部员外郎的座位还没坐上几次，同僚们的贺喜声还没有停止，他就被罢了官。
孔尚任这个由康熙皇帝亲自破格提拔进官僚行列来的朝官，犯了什么罪过？为什么又被皇帝一脚踢出了官僚的行列呢？
原来在上年的秋天，当《桃花扇》传奇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的时候，也引起了精明的康熙皇帝的注意。于是，康熙便在七月七日之夜，命令内侍向孔尚任索取剧本，并且索取得十分急促。孔尚任只好半夜里送进宫去。玄烨看过剧本后，自然很不高兴。尽管剧本写的是弘光王朝的腐败，也讲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逼死了崇祯皇帝，即使颂扬史可法是忠臣，从大节上看，也不能说不对，教忠教孝是有益于风化的。但是，剧本对明代的灭亡流露出惋惜之意，对那些不肯出山做清朝臣子的人们也作了表彰，这毕竟会引起一些前朝遗老遗少的故国之思向往明朝，就会与清朝疏远。这表明，他亲自赏识、提拔起来的孔尚任，并不是一个忠心耿耿为清朝效力的人。但他又不便于公然加给孔尚任什么罪名，《桃花扇》毕竟没有悖逆之词，再说作者又是他破格任用的人。转过新春正月，康熙考虑的结果，便是授意户部以“莫须有”的原因，解除了孔尚任的职务。
不明原因的被罢官，孔尚任自然感到突然。他对前来慰问的朋友，表现得很达观。
他对朝廷还存在着幻想，继续留在京城里，希图弄明真相，期待复官的可能。可见，孔尚任虽然做了18年的官，毕竟处在闲官的地位，阅历不深，还有些书生气。
康熙四十年（1701）正月，孔尚任邀请了李b、万季野等人到海波巷寓所宴饮。李b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自然比孔尚任看问题深切，万季野熟悉明代的历史掌故，也比孔尚任懂得政治上的奥妙，他们都劝孔尚任丢弃幻想，尽早离开北京。然而，孔尚任仍不死心，便又拖了很久。就这样，罢官后，他在北京逗留了两年多才不得已怀着依恋和激愤的心情，回到了曲阜老家。
孔尚任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回到曲阜的。这年他56岁，从此以后，他一直住在石门山中，重又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家居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遇上了天灾，农田歉收，又因他长期耽于吟诗，回乡后也往往到处游山玩水，即使薄有积蓄，二三年过后，日子就愈来愈紧迫了。他一次出游济宁回来，想到自己这个曾经受到皇帝眷顾的人，竟落到穷困得无法养活高寿的母亲，感慨地吟咏道：
古槐门巷冷于秋，人看归来季子裘。
对雨昏灯三鼓话，无柴湿灶一床愁。
耕耘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
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
他觉得有点滑稽！可是，事实毕竟是“君王能造命”。他不理解，使他平步青云的是康熙，使他又从青云之中跌落下来的也是康熙啊！他也不理解，在他未出山之前，贫寒的生活已习惯了，并不感到什么；然而，18年的京官生涯，毕竟是比农民富裕舒适，现在再回头过那种苦日子，他就感到受不了了。为了生计问题，他虽然年近花甲，还是要外出找点出路，以致在最后10年中，他四处奔波，竟冒着严寒酷暑，跑了许多地方。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孔尚任跋涉千里，赴真定府去找在北京结识的友人刘中柱。刘中柱，字雨峰。他曾是户部曹郎，过往非常密切。刘中柱对《桃花扇》极欣赏，孔尚任被罢官时，刘中柱也曾赠诗送之，就写得非常诚挚、深沉。孔尚任来真定，他留在府中，邀请郡僚，观赏《桃花扇》的演出，着实地款待了一番。然而朋友处住的日子久了，也就索然无味了。孔尚任是那年五月到达真定的，七月便回程返乡了。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秋，孔尚任又离家去山西，经太谷，到达平阳府。平阳知府刘ぃ蕉畛侨恕４笤脊ピ嗍叮质巧蕉纾ば蕖镀窖舾尽芬乙晃淮笫直市谑潜阊肟咨腥卫床斡胝庀钗氖隆Ｆ肚钅涯偷目咨腥巍Ｒ簿椭缓们碛ρ袄础４诱饽甓炜迹酱文甓滦蕹伞！镀窖舾尽返淖蓿淙皇谴俗降叮芩闶且恢终钡氖乱担易詈蟪墒榛故鹕狭丝咨腥蔚拿帧？墒牵罄吹木秤鼍透闪恕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春，天津诗人佟（左“王”＋右“宏”）来游曲阜，拜访了孔尚任，读了《桃花扇》，大为赞赏，立即拿出了50两银子雇匠人开刻，从而为《桃花扇》流传后世奠定了基础。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孔尚任又离家南游，走走停停，半年时间才到达武昌。这时的湖广巡抚陈诜，原籍浙江海宁，与曲阜的“衍圣公府”有世谊，孔尚任也认识。他在湖广巡抚府中过了新春佳节，便旋即北返。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孔尚任虽然已到了65岁的高龄，为生活所迫，仍不得不到莱州为知府陈谦做幕僚。他在莱州编修了将近一年的府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67岁的孔尚任，在寒冬腊月，顶风冒雪到淮南去造访了一位与他神交已久，但却从未见过面的朋友刘廷玑。
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辽海人。孔尚任同他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来，却经常书信往来谈论诗歌问题，非常投机，用刘廷玑的话说就是：“心心相印，言言莫逆。”孔尚任就是从这种“神交”来投奔刘廷玑处的。
在淮南，孔尚任受到刘廷玑的友好接待，两人准备搜集当代诗人的诗篇，编成一部诗丛，题曰《长留集》。在3个月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相互讨论，先选定自己的诗作，由刘廷玑出资付梓刊行。原先设想的丛书由于工程繁巨，未能编成，所以《长留集》，便成了孔尚任诗集的书名。孔尚任在淮南，也为刘廷玑编成《葛庄分类诗钞》。刘廷玑为了对孔尚任表示谢意，按照孔尚任的意思，在淮南选材命匠，建造了一座石门山亭。孔尚任带着亭子的构件在诗集编成付梓之后，便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故乡。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元宵节的那天，孔尚任病逝在他的石门山寓所中，享年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