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治芳的个人简介
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从事革命活动后以母姓改名孙冶芳、孙勉之，在党内化名宋亮，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经济学理论家。
人物生平
孙治芳早年进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早期共产党员、学校教师张效良（张志和）的影响及介绍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无锡市第一个党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调上海沪西工人联合会任宣传员，同年10月赴苏联学习，与王明、博古等人一道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1928年调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原中山大学）任经治经济学翻译。
革命友情
1927年底，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免职，新任校长米夫（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与中国留学生王明、康生等人配合，在留苏学生共产党员中进行“清党”，形成宗派集团，讥称“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打击和排挤不同意见的留苏学生。曾在国内担任过高级职务的留苏学生李侠公、罗汉（原国民革命军第4军党代表）及蒋经国、孙冶芳等人看不贯米夫、王明一伙“戴帽子、打棍子”的作风和人品，并与之进行激烈的斗争，被米夫、王明一伙指认为“托派嫌疑分子”。结果，李侠公被排挤由东方大学、列宁学院，最后调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在军政大学李侠公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同学，常与周达文、孙冶芳等志趣相投的同学朋友相邀聚餐。
1928年初，孙冶芳当翻译后，手头较为宽裕，常在星期天与老同学老朋友们聚餐，在他的宿舍内烧中国菜吃。一天，孙冶芳邀约了董亦湘、俞秀松、胡世杰、左权、陈启科等十多人共同会餐。此事被学生公社（学生会）的主席知道，便向中山大学支部局反映。支部局的一些负责人早就对董亦湘、孙冶芳等人心怀不满，于是向中大校长米夫报告说“中大”有一个江折同乡会的组织，为首的是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孙冶芳。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向忠发得知此事，不经调查，便到中大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革命组织，参加人员要一律枪毙。孙冶芳等人向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查明真相。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周恩来、瞿秋自等人参与了“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事件的调查工作，经对质、核实，最后弄清了事实真相。联共监委主席作出定论：“中大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份同学的感情结合，不过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联共大规模的“清党”运动，王明、朱阿根等人认为孙冶芳的哥哥（薛明剑）是无锡的大资本家纱厂总管，李侠公的哥哥（李仲公）是国民党中央书记长、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应该把他们作为“阶级异已分子”。最后，孙冶芳背着“最后的严重警告”包袱于1930年9月与李侠公等人一道被遣返回国。
孙冶芳、李侠公由苏联回国后，在上海等待中共中央分配工作。李侠公在上海因与书店纠纷被捕，经其兄李仲公保释出狱，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又因国民党政府通辑在案，匿居无锡孙冶芳家中从事教书，并潜心翻译《政治经济学丛书》。孙冶芳与留苏同学恽雨棠在上海筹建人力车工会，后调任沪东区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任主席。19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夺取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孙冶芳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陈翰笙介绍，参与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从事左翼文化运动。
1932年，孙冶芳与李侠公一道赴日本，李侠公在东京商务印书馆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丛书》翻译工作，以译书为生。孙冶芳在东京遇上了留苏同学吴先清、陈修良和沙文汉，并通过他们取得了与党组织的联系。1936年，李侠公、孙冶芳回国，经孙冶芳介绍，李侠公与南京兵工子弟小学任教的青年教师姜曼薇结婚。姜曼薇，1913年生于湖北枣阳县，1928年考入湖北省第二女中，1930年考取上海女子师范，1933年毕业后在上海道南小学、南京兵工子弟小学任教，与李侠公结婚后辞去教职，随夫走南闯北，现为贵州省文史馆员。1937年孙冶芳通过“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审查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同年9月，经沙文汉、陈修良夫妇介绍，孙冶芳与陈修良的中学同学洪克平结婚。姜曼薇、洪克平、陈修良从同学朋友结为了战友，保持着长远的友谊。
抗战军兴，国共合作，李侠公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陆军大学中将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一名党外民主人士，翻译出版了罗忍伯尔格《政治经济学史》。而孙冶芳恢复党籍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皖南事变”后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历任华中局党校教育科长、西路地委宣传部长、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曾向刘少奇同志写信建议加强党员理论学习，得到刘少奇复信赞许、。
建国后，孙冶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写有《论价值》等著作。李侠公担任政务院参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等职。1960年1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苏]卢森贝著?李侠公翻译的《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文化大革命中，李侠公被夺权，遣送羊艾农场蹲“牛棚”。孙冶芳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受到批判，在极“左”的年代，由于他敢于坚持真理，不唯书、不唯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并具有“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的硬骨头精神，被打成“张（闻天）、孙（冶芳）反党联盟”、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里通外国”的特务，1968年4月5日被康生下令逮捕，投入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释放。孙冶芳出狱后曾说：“如果他当真讲了康生和王明的关系，就没有活着出牢门的可能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孙冶芳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侠公担任民革贵州省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职务。孙冶芳、李侠公这俩位“几经危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家、翻译家，他们肝胆相照，相互呼应，在党内外倡导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学领域培养一批经济理论研究人才，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助推手，他们的作风和人品受到党内外及经济界人士的爱戴和尊敬。1983年孙冶芳经济科学奖励基金会设立以来，推出了李克强、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新一代经济学家，加快和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