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的个人简介
郭泰（128～169）东汉末学者。泰或作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今属山西）人。身长八尺，相貌魁伟，绣衣博带，周游列国。与李膺等交游，名重洛阳，太学生推为领袖。第一次党锢事起，被士子誉为“八顾”之一，言能以德行导人。官府召辟，皆不就。他虽褒贬人物，不危言骇论，故不在禁锢之列。后闭门教授，弟子千人。及卒，蔡邕为撰碑文。
人物简介
郭泰（128～169）东汉末学者。泰或作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今属山西）人。身长八尺，相貌魁伟，绣衣博带，周游列国。与李膺等交游，名重洛阳，太学生推为领袖。第一次党锢事起，被士子誉为“八顾”之一，言能以德行导人。官府召辟，皆不就。他虽褒贬人物，不危言骇论，故不在禁锢之列。后闭门教授，弟子千人。及卒，蔡邕为撰碑文。
生平简介
早年就学
郭 泰，家世贫贱，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惨淡度日。长大成人后，母亲想让他去县衙中谋个差事，聊以改变往日的窘迫处境。但是，郭泰素有大志，岂愿与衙门的那些鄙猥小人为伍，遂未依母命，就读于成皋屈伯彦门下。
屈伯彦是当时享有美誉的饱学之士，在他的指导和教诲下，郭泰刻苦努力，学习勤奋。苍天不负苦心人，三年之后，竟博通“三坟五典”，锻炼的“善论谈，美音制”，加上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的体形容貌，真可谓一表人才。
拜访李膺
那一年，郭泰初涉京师洛阳，经陈留名士符融的介绍，前往拜访河南尹李膺。李膺，字元礼，是当时声望很高的士人领袖，因他生性亢直，不喜交接。为官“风裁峻整”，力反宦官专政，被京师太学生标榜为“天下楷模李元礼”，时人极难与之接近，士人中能被他容纳的，都被称之为“登龙门u2019”。符融将郭泰引见后，向李膺介绍说，郭泰是“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李膺接见郭泰后，亦非常欣赏郭泰的人品才学，待以师友之礼，他感慨万分地说：读书人我见多了，可是，“未有如郭林宗者”。以李膺当时的影响和身份，竟然如此青睐郭泰，京中众儒当然更是刮目相看，于是郭泰顿时名震京师，成为当时的知名人物。后来，郭泰离洛阳返太原时，赶来送行他的车辆竟达千乘之多。
严拒仕进
郭泰博学聪颖，洞察世事。他深感东汉政权摇摇欲坠，宦官政治日趋黑暗，王朝大厦将倾，这种大局难以扭转。所以，性甘恬退，淡于仕途，视利禄如浮云。桓帝建和中，太常赵典举有道，郭泰坚辞；永兴间，司徒黄琼辟召，不就；友人劝其就召，乃婉言谢绝，矢志“优游卒岁”，淡泊终生。对那些劝他仕进和看重仕途的人常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知道天已废，非人力所能支持。”名士清廉耿介的汝南太守范滂评价郭泰的为人是：“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郭泰确实无愧斯言。
恂恂善导
郭泰虽然不求仕进，淡于名利，但是，却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和精辟的政治见解，不愿做那种隐居无为，大智若愚，装腔作势，无视时势的人。桓帝延熹九年（ 166年），郭泰游太学时，针对当时宦官专权、肆行无道的腐败朝政，与贾彪等偕同太学生，大加挞伐，编顺口溜扬清激浊，褒贬朝臣。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一时朝野成风，“竟以臧否相尚”，致使“公卿以下”均惧其贬议而不敢登太学之门。 郭泰极富同情心，重视提携和帮助后进人士，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不仁之人”，也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有个名叫左原的郡学生，因“犯法见斥”，人鲜与交，整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抑郁寡合。郭泰却设酒肴款待他，好言劝慰，以古贤哲为喻，劝其严于律己，责躬自省，痛改前非。事后，有人讥笑郭泰与恶人交往。郭泰听后慨而言之：对于犯错误的人理应热情帮助，劝其从善，若对其疏远甚至忌很，那就无异于促进恶。仅此一斑，足见郭泰之人品道德。难怪史家称其“恂恂善导”，“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讲学免祸
桓帝、灵帝之际，“党锢之祸”甚起，宦臣大肆陷害士人，朝野一派混乱，郭泰深感世道黑暗，遂闭门教授讲学，弟子数千之众。建宁二年（ 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汉灵帝被宦官挟持，下诏捕杀李膺、杜密等名士百余人，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抓捕者千余人。郭泰讲学于家乡，以平素“不为危言覆论”，得免于党祸，但他听到许多名士君子惨于枉死，异常悲痛。就在这年初春，悲愤交瘁的郭泰病卧家中，弥留之际且言“汉朝的天下恐怕不会多长了”。终年42岁。
身后墓铭
郭泰生世虽短，影响颇大，海内名士威知，死讯传出，四方文人学士纷沓而至，为其送葬者竟达千余之众。志同道合者为其树碑立传，闻名海内的文学家兼书法家、大学士蔡邕亲撰铭文。事后蔡邕说：“我一生为人撰碑铭很多，而多有虚饰之辞，唯郭有道之碑铭，文副其实，我毫不愧色。”仅此一斑，足见世人对郭泰的敬仰之致。
人物轶事
出自《世说新语》
原文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白话 郭林宗（泰）到汝南郡，拜访袁奉高（阆），车驾没有完全停稳，略寒暄就告辞了；到黄叔度那里，却住了整整两天。有人问他缘由，郭林宗说：“叔度的学问犹如汪洋之水，澄不清，搅不浊，器量深邃宽广，实在让人难以探测呀。”
后汉书文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 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乃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u2018人之云亡，邦国殄瘁u2019。u2018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u2019耳。”
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真的猛士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①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u2018人之云亡，邦国殄瘁u2019②。u2018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③u2019耳。” ――《后汉书?郭泰列传》
鲁迅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毫无疑问，东汉著名党人，“八顾”之首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就是这样一个“真的猛士”。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把持朝政，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机器在这两大集团“杀伐”与“滥赏”的血腥循环政治游戏下，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与破坏。这非但加深了下层民众的苦难，使得更多的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原东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士族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他们疯狂地卖官鬻爵，堵死了许多士族子弟正常的做官与升迁的途径。所以无论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士大夫阶层都不得不与宦官集团展开殊死斗争。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地方强大乡绅士族的支持下，一场由当时中国正直知识分子主动发起并组织的“政治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出身世代官宦家庭且官至太尉（一品）的陈蕃与同样出身世代官宦家庭并官至司隶校尉（三品）的李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一个公开“有澄清天下之志”，一个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基本上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并为他们摇旗呐喊，宣传他们“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陈蕃、李膺也领导士大夫集团通过“清议”互相标榜，奖掖后进，进一步壮大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力量，并一同对宦官专权提出尖锐批评，对宦官集团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与陈蕃、李膺相比，家世贫贱的郭泰，出身明显要低了许多，但郭泰凭着一股子“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的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日夜苦读，博览群籍，终于成了一个“善谈论，美音制”的青年书生；外加他“身高八尺（大约184公分，汉一尺约为23厘米），容貌魁伟”，自然是个玉树临风、谈吐优雅的翩翩佳公子。
此时，学业有成又一表人才的郭泰开始涉足当时帝国的权力中心――洛阳，并通过当时名士符融的引荐，拜访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士林领袖李膺。由于此时李膺名声甚重，能成为他座上宾并得到他褒奖的后进士子，可以一日身价倍增，所以，当时人把造访李膺府邸称为“登龙门”。
可谁也没有想到，风格秀整、名满天下的李膺见到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郭泰后，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对郭泰的才学人品，交口称赞，并常常约郭泰一同泛舟出游，与他畅谈天下之事。
以当时李膺士林领袖的社会影响力，他如此推重郭泰，郭泰自然是鲤鱼跳龙门，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后进士子中的佼佼者，并逐渐成为太学生的重要领袖。据说，当年郭泰离开洛阳返回家乡太原时，为他送行的马车竟然有千辆之多。足见，短短一个洛阳之游，郭泰已经完成了从青年书生到当时大名士身份的质变。
由于东汉宦官集团的专权擅政，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所以，东汉党人运动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体行为，而是士大夫阶层自上而下的政治协同。受过士林领袖李膺知遇之恩的郭泰作为太学生的领袖，士大夫阶层的一员，理所当然地要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当时，士大夫阶层为了扩大影响，壮大声势，互相标榜，将主要的领袖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 ”之类的美称，郭泰也以其太学生领袖的身份获得“八顾”之首的美誉。
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郭泰没有像前辈陈蕃、李膺那样，动不动就扬言“澄清天下”，动不动就评论“天下名教是非”，反而始终拒绝他人的举荐，不愿正式踏足官场，并且对敏感的政治是非也三缄其口。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郭泰是当时少数敢于正视东汉王朝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已经远非人力可以挽回败局的勇敢士大夫。他不愿涉足官场，对政治是非三缄其口，既是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正直的士大夫中必须要有人活下去，在一片血腥中继续传递微弱的希望。
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真如郭泰所担心的那样，虽然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火并，但结果却是既没有复兴东汉王朝，也使得士大夫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二次党锢之祸，东汉士大夫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虽然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陈蕃、李膺、杜密等名士领袖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谓至死不渝，陈、李以下的各级士大夫也把与陈蕃、李膺一同下狱赴死、以身殉道做为人生崇高的荣耀，甚至许多本不在党人名单上的士子乡绅也主动要求下狱，以与党人生死与共为荣，以不在党人名单上为耻。这其中又以“八顾 ”之一范滂老母的话最具代表性，也最让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当时，范滂的老母亲对将要投案的儿子大义凛然地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两次血淋淋的党锢之祸，郭泰虽然身为“八顾”之首，是重要的士大夫集团领袖，但由于他不是官场中人，又从来不对政治是非发表明确评论，所以也就不在宦官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名单上。
郭泰虽然自己躲过了这两场残酷的政治迫害，但眼见至交好友整家人整家人地倒在血泊里，他的内心深处又怎会无动于衷？但做为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的真正猛士，他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流的血已经实在够多了，他只能分别借用《诗经?大雅》和《诗经?小雅》的两句话“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来隐晦地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黑暗政治的控诉。
郭泰虽然没有与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理想的至交好友生死与共，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活下来的人应该做的事。在当时一片血腥极为恐怖的政治环境下，郭泰选择了闭门讲学，他把自己的毕生所学，把那些他殉道师友“澄清天下之志”的使命感，“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责任感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几千个学生。让他们这些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去传承东汉士大夫集团的精神，为那些殉难师友至死不渝的梦想留住希望的火种。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像陈蕃、李膺、范滂这样以身殉道，最后倒在血泊中的正直士大夫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身上都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当然历史的惨剧也在一幕幕不停地重演。午夜，关上灯，闭上双眼，杨涟、左光斗、高攀龙、谭嗣同、秋瑾、李大钊、闻一多、邓拓这类的名字随时都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出好长一串。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殉道的已经够多了，滚烫的赤子之血奔流的也已经够多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或许更需要如郭泰这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忍辱负重将微弱的理性与希望之火继续传递下去的“真的猛士”。正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最后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