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的个人简介
顾海兵 1959年11月生，江苏省响水县人。1982年获黑龙江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专业，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基本概述
顾海兵 1959年11月生，江苏省响水县人。 1982年获黑龙江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专业，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部信息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专著《实用经济预测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主编《计划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主译《简明帕氏新经济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主持研究的《宏观经济动态分析及警告系统》，获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
教育背景
1976年毕业于响水县中学，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首届大学生，
1982年1月获 黑龙江商学院 经济学学士
1985年5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经济学硕士学位。
工作背景
1990年
破格晋升为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1994年
破格晋升为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2005年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2006年
国家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
2011年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社会兼职
曾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秘书长、北京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现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劳动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信息协会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国际投入产出学会会员，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顾问，陆续担任吉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湖南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广西财经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淮海工学院等兼职教授，还担任《中国税务报》专家指导，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中国茅台股份公司顾问,中山市发展战略顾问，江苏盐城市亭湖区政府经济顾问，山东广饶县政府顾问，国家发改委价格顾问，国家质检总局人力资源培训专家顾问。2001年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主讲，2002年主持完成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奥运经济）的专题研究。
荣誉称号
已出版独著、合著、译著30余部，发表论文等300余篇。
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论文奖；
1990 年获得全国优秀数量经济学工作者称号；
1991年获国家计委部级重大科技攻关成果奖和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部级优秀个人奖；
199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师称号；
1993年获第四届全国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
1994年获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家提名奖；
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奖；
1996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获第2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论文奖；
2001年获国家计委十五计划建议一等奖。
个人著作
《实用经济预测方法》，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宏观经济预警》，顾海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
《简明实用经济数学》，顾海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新范式宏观经济学》,顾海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非主流经济学研究》,顾海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经济系统分析》,顾海兵,北京出版社,1998年
教育理念
中国的教育部不需撤销,也许可以和科技部、文化部等合并。
国人大多认为美国的教育是成功的,值得学习。个别人在言论上否定其成功,但实际上已经或正在把自己的孩子送过去。我以为,美国教育比较成功,首先是学校微观的活力与政府宏观的服务之间有比较好的融合。政府的宏观服务,不是对学校的干涉与控制,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之一是美国“基本没有”教育部。
据美国教育部网站资料,18世纪80年代建国后,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没有联邦的教育机构。其实,不仅教育部,建国后也一直未设农业部,直到1862年才建立农业部的前身――联邦政府农业司,1889年才设立农业部。这是由美国的联邦性质决定的。美国直到1867年才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从1867年到1980年这一百多年,这一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是一个隶属于其他部门的二级机构,不是内阁的组成部门。
从1980年开始,虽然这一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成为联邦政府的内阁部门,但其权力非常有限。美国宪法只授予地方政府管理教育的权力,没有规定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权力;联邦政府即使制定教育法规政策,也没有强制性,只有指导性;大多数的教育政策不是由联邦政府而是由州政府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制定,具体由各州教育部门及各地方约15000个学区(School District)中的教育董事会(Board of Education)来负责实施。
教育部于1980年5月4日正式开始工作,存在不到1年,当选总统也是美国社会公认最优秀总统之一的里根,作为共和党人,秉持“强化个人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主张缩减政府规模和权力,弱化强势劳工,减少税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削减社会福利”的里根主义,认为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没有必要设教育部,他向国会提议取消教育部,计划将教育部当时的7700名雇员减少至 1000人,其任务转交给其他部承办。里根的这一提议虽然没有被国会接受,但教育部的工作还是受到相当影响:雇员削减了1／3多,项目和经费也相对减少。
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州和地方的主导作用,从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上最能体现。2000/2001年度,全国教育总经费为6500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7.3％),其中91％以上来自州、地方及私人捐赠,联邦政府拨款仅占9％,大约600亿美元。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分由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农业部掌握,其中教育部掌握经费约为420亿美元,仅为教育总经费的6％。
分权的教育体系
为什么美国基本没有教育部？当然是宪法规定使然。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度,中央与地方各级高度分权,中央不能任命州长、县长,国有国法,但州有州法、县有县规。
与国防、外交不同,教育是一个受教育者高度个性化、高度区域特色化的领域,全国统一的规则是不合适的。以课程为例,美国教育部无权制定全国性的课程大纲,只能给出粗线条的教育指导。不存在全国性的统一课程标准,各州也不存在统一的课程标准,各州只是向各个学区颁布指导性纲领,具体的课程标准是各学区自己制定。各学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同一学区的不同学校,课程设置也不尽相同。
作为大国的美国的不同社区,其价值观、教育理念、经济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等都有相当差异,这些都对课程设置有直接影响。在具体教学中,任课教师对教材的选择有很大发言权,可以自行决定选用的教材。既然联邦政府不负那么多责任,也就没必要有那么多权力。可谓百校竞舟、万师争鸣。
急救知识的教育:政府有限引导、因势利导
当然,基本没有教育部不等于没有教育部,不等于联邦政府完全不管教育。只是这样的管理是引导、劝导、诱导、利导,但绝不是强制。
1991年乔治·布什总统签署了具有法令效应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政府以法令的形式颁布《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1年小布什总统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2002年美国教育部公布《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教育战略规划》,等等。
这些法规均没有强制性,但联邦政府会拿出资金,资助愿意实施这些法规的地方政府。一项没有强制性的规则,如果在引导之下被几乎所有地方采纳,是否比强制性规定有更好的性价比呢？美国教育的以分权分散模式为本再辅之以联邦政府的有限引导,应该是成功的,美国人始终对政府过多的集权保持高度警惕。
比如,美国要求,任何一个国民在18岁之前,必须掌握基本的健康与卫生知识,例如急救知识。这样的规则并不是强制执行,但在政府与非政府的联合努力下,已经被几乎所有中小学校与幼儿园采纳。庞大的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心脏协会、美国癌症协会、美国高等健康教育协会、美国公共健康协会、美国学校健康协会以及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为中小学提供急救培训与其他各种健康知识的传播。企业、政府机关等机构也会定期开展急救等生命知识培训。
据钟家润先生介绍,美国的急救课程从幼儿园就开始。在2―6岁,让孩子明确知道哪些东西是危险的,这是急救知识普及的前提。比如,电线插座、煤气开关、热水器、刀具及所有锋利的物品等。在幼儿园,老师们会用各种材料制作出电线插座等模型,然后用洋娃娃做示范,演示出洋娃娃接触电线插座后,被电击而倒地的一幕,让孩子于游戏中感知什么是危险。这样的课程占到整体幼儿教学总课程的1／3。
小学阶段的急救教育,主要是普及打急救电话、求救以及一些简单的外伤包扎等。除了要牢记急救电话号码911外,还要学会在呼救电话中讲什么话。比如,首先要说清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如果在自己的家里,拨打电话时要打开房门;如果是在夜晚,首先要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其次要尽可能说清目前的危急程度及发病多长时间;再次要说清病人家庭或发病地点的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及等候救护车的确切地点。
到了初中,就要接触真正的急救方法。比如,如何对刀伤、烧伤、烫伤等实施急救。每次讲课,老师们都要精心准备幻灯、图片等各种音像资料,还有绷带、药水、纱布等道具,台上台下师生之间频繁互动。
从初三开始一直到高中,要重点普及心肺复苏术。学生们要准确掌握心肺复苏术的每一道程序,并熟练掌握家用心脏除颤器的使用方法。高中毕业时,学生要参加相关考试,通过者可取得资格证书。有些州已经将家用心脏除颤器的普及工作提前至小学高年级或初一阶段来完成。美国有关机构规定:凡是万人规模以上的公共场合,都需要配备家用心脏除颤器。
中国教育更应分权
想一想,中国人口如此众多,地区差异如此巨大,主要靠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央部门来管理极具地方特性的教育,是否管理半径太长了？有权管理的不了解情况,而了解情况的无权管理。中国的教育管理必须由中央集中走向省域分散,以省为主,省县共抓,中央微调。越有中国性,越有世界性;越有省域性、县域性,越有中国性。所谓国际性城市可以休矣。
中国的教育部不需撤销,也许可以和科技部、文化部等合并,但教育部的功能要重新定位。原则是:基本取消教育部的审批职能,更多的行使资助、监督、引导、平衡等职能,由省级教育部门担当教育立法主体,县级教育部门承担教育具体管理,但教育部门与学校绝不是上下级的行政领导关系,而是法人之间的民事平等关系,学校绝无官级,学校必须要民主办学、教师治校、人民代表与社会质询监督,这是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当然,与此相适应,财政体制、人事体制等需要做同步改革,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
教育标准
真正的大学也许有很多标志与标准，比如设备与经费，比如教授教师数量，比如师生比例，比如发表论文，比如独立法人，等等。但我以为，就中国当下体制的学校而言，真正大学的首要标志应该是选修课比重的高低。如果一所学校的选修课比重达不到60%或至少一半，它是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真正的学校的。
考虑到笔者的专业背景，此处选择经济学专业本科（相信其结论应该适用于许多其他专业）。笔者在助手帮助下，选取中国大陆地区所谓重点大学11所、海外（含香港）公认的一流大学14所，他们是：吉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华威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日本大阪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各大学官方网站检索调查得到如下结果。
首先，海外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选修课比例平均高于中国大学170%。通过计算得出，中国大学选修课所占比例的均值仅为24.5%，最低的仅10%。而海外大学其选修课所占比例的平均值高达66.7%。中国大学与海外大学选修课比重之比为1∶2.7，即中国大学选修课比重不到海外大学均值的40%。
其次，海外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的选修课中任意选修课所占比例平均水平高于中国大学40%。国内高校中任意选修课所占比例最高为66.7%，最低仅为5.1%，任意选修课所占比例均值为36.8%。在国内高校开设的选修课程中，约三分之二的课程为限制性选修。而在海外高校中，任意选修课所占比例最高为75%，最低的为35%，任意选修课比例平均值为52.7%。海外高校的选修课中，限制性选修和任意选修的比例平均是各占一半，且任意选修所占比例高于限制性选修。
那么，中国大学的选修课比重为什么如此之低呢？其直接原因是各个层次的必修课比重或强制的必修课（准必修课）比重太高。
比如，强制规定的思想政治类必修课程，其总学分大体在10分左右。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等都是必修课。又如对于学生英语方面的硬性要求，很多学校（本科）普遍要求学生进行四个学期的英语学习，一般这四个学期的必修英语的学分普遍高达12~16分，约占高校总学分要求的10%。
此外，国内的高校中经济类专业一般都是新生入学就确定了专业（我国大学的院系现在越分越细，专业等价于2级或3级学科。转专业被控制在极小的比例，比如5%~10%。其理由是进校时各专业录取分数不同，或者是防止各学院太不均衡，所以不能转），各专业都自我扩张规定过多的专业必修课程，限制学生在经济不同领域的发展要求，更不用说跨专业、跨一级学科了。学校、院系在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以及专业必修课方面设置过多的必修科目（现在又称呼为学校通识课、本专业必修课等），自然压缩了学生的选修课，压制了学生对教师的选择权（也减弱了教师之间的竞争），学生变成了上课的工具。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必修课上，学生就没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自己真正偏好的领域或者方向，不能充分发挥自主性。横向对比，美国高校普遍采取的前两年通识教育、第三年分专业的教育模式（这当然不是唯美国教育马首是瞻。但美国教育的成功或相对成功大概是难以从实证角度怀疑的）。其实，人们公认的不仅是真大学而且是一流大学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如此。虽然我国一些高校也在采取类似举措，比如全校通选课、大类通选课，但其学分数在总体学分中的所占比例与国外高校相比低得太多，以至可以忽略不计。
无论对什么是真正的学校、什么是一流学校如何理解，有一点应该是共识：必须给予学生（教师）充分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既是学生作为教育需求者、学费缴纳者、个性差异者、学校管理参与者的应有权利（民主权利），也是教师作为教育供给者、学术决定者、个性差异者、学校管理参与者的应有权利（民主权利）。这种选择权首先表现在课程上。一所学校，如果所有课程不容选择、皆为必选或50%~60%以上的课程皆为必选或准必修，并且很多还必须是标准答案，这样的大学还是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吗？这样的学校还能有自由的空间与充分的创新吗？一所学校的必修课超过50%~60%应该是不可思议的。学校应该有选修课，应该有任意选修课，应该有足够的选修课，应该有足够的任意选修课。但是，观察今日之中国学校，选修课与任意选修课所占的比重确实偏低了，甚至是太低了（一些大学的博士生其选修课更是低得可怜，此处不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造就真正的一流大学的。
为什么真正的学校其选修课的比重必须是60%以上？除了世界一流大学实际如此，另一个非正式的、巧合的原因就是：考试考核中的百分制、五分制都是以60分或3分作为合格标准，更有意义的是，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线是0.618，基本相当于60%。天意乎？
需要补充的是，在如此多的必修课里，唯独缺少无比重要的生命的课程。具体的包括：死亡知识、宗教知识、急救知识、性知识、生育知识、游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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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院士遴选体制，实行退休退出制度”的回应，6月11日，中国工程院表决通过了《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案。新章程主要就修改了院士遴选、院士退出两项内容：前者取消了行政领域提名院士的资格，新增学术团体提名资格r后者则在原来“撤销院士称号”的基础上，增加了“院士劝退”制度。
新章程有何积极意义？是否能对中国院士体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认为，此次章程改革有一定的进步，但其意义的价值不必高估。
遴选机制方面，顾海兵表示，此次取消行政领域提名院士的资格只是从明的方面杜绝了此种途径。在中国的体制下，每个大学都是有行政级别的，科协下面各省的研究协会等等都是挂靠在政府部门下面的，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本身也是直属国务院的事业单位。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的学术主体仍然是官本位、行政化的，没有科学的独立就不能排除行政的干扰。
其次，在退出机制方面，外界有一定的误读，比如将院士退休与破除终身制联系起来。“院士”是一项荣誉称号，不是职务，而院士本人的教授职务本身就是可以退休的。只是在现实当中，由于院士称号是中国学术水平“第一”、“最高”的一种体现，许多单位考虑到自身利益，需要靠院士“撑门面”，因此阻碍了院士退休。
而此次新章程中加入的“劝退机制”本身是很“软”的一种制度，缺乏强制力，被劝退的院士本人多半不会做出响应。比如2011年，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被称为“烟草院士”。虽然工程院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动员谢剑平自己请辞”，不过谢剑平至今没有请辞。
至于“当院士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时，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应撤销其院士称号”的退出机制，顾海兵表示，这是一直存在的，已不是新东西了。
由此，顾海兵认为，此次章程的改变并不彻底。而从根本上来说，院士制度的问题在于学术不独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本身是隶属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院士的选举过程放在“两院”进行就是对其他学术团体的一种不公平竞争。对于此类学术荣誉的选举，应是由独立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实体单位来承担。
顾海兵主张取消“两院”。他认为“两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如今其功能完全可以分散到各大学来进行。此外，将“最高”科学称号与“国家”、“行政”挂钩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谁来监督它呢？”顾海兵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