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煊的个人简介
黄维煊（1828－1873），字子穆，号洁如，鄞县人。他是唐末明州刺史黄晟后裔，为其34世孙。董沛称黄氏“自吴越迄本朝，列卿曹郎监司、郡国守相牧令之属，缨绂相继，盖九百余年矣。世家之绵远，固未有先于黄氏者也”。学洋务知识
黄维煊的父亲黄得刚原来是一位读书应举的“文童”，后来见出路不大，投奔绿营，任浙提标前营把总。1841年，调任慈溪守备，参与抗英斗争，积劳而卒。黄家本是小康之家，父亲的早亡，使家里一下断了经济来源。黄维煊“性慷慨，喜任事”，是一个责任心强，敢担当做事的人。1844年，宁波开埠，中外贸易大兴。黄维煊“慨然有四方之志”，决意加入中外贸易行列，“驾舟穷绝域之奇，历琉球，游日本，术精猗顿，业操计然”。由此可知，他到过琉球、日本经商。青年时期的海上中外贸易活动，使他学到了不少洋务知识。“精算法，通晓时务。家本海疆，凡估客、水军、柁工、译使之辈，咸择其尤而与之习，以故缘海险要及西番语言文字、机巧器械，靡不谙练，储为有用之学，以应当世。”由此可见，黄维煊是一个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洋务人才。
参福建船政
作为军人后裔，黄维煊不仅会经商，也会打仗。
1862年四月，清军准备反攻宁波的太平军。黄维煊替当道画守御之策，主张从海上入手，得到宁绍台道道台张景渠的肯定。五月，黄维煊“督炮船，轰镇海，斩关夺隘，直抵甬江，焚其堡，披其城，拔之。西捣慈溪，南鞭奉化”。接着，黄维煊“复帅西师攻复省垣”。1864年三月，全浙平定后，黄维煊靠军功得授福建候补同知，加四品衔，赏蓝翎。有人忌妒，称黄维煊纵兵掳掠。当时 左宗棠新任浙江巡抚，对下要求严格，接报后大怒。真相大白后，黄维煊反而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
1865年十月底，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黄维煊作为幕僚，以福建候补同知身份随行到闽南。左宗棠决意建造船厂，反对马尾作为基地。他上疏朝廷，得到批准。让法国军官日意格、德克碑承办船厂的事。1866年九月，正当马尾船厂要正式开办之际，朝廷要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临行前，推荐正在福建侯官守制的前江西巡抚 沈葆祯总理福州船政，日意格为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同时，物色了黄维煊等七个能吏缙绅辅佐沈氏。十一月，左宗棠离任。
在七人船政委员会中，“诸公或有官守，或别有职事，皆不克驻工亲莅其事”。黄维煊因为没有实职，专职协助沈葆祯办厂，成为沈氏的“左右手”。福建船政局厂“经始于同治五年九月，落成于七年七月，计建造衙廨、厂坞、洋房等八十余所”。1870年闰十月，黄维煊写了《福建创建船政局厂告成记》。1871年十一月，成《洋务管见》二卷。福建因有船政局，所以外国人云集，洋务活动较多。精通洋务的黄维煊是主要的参与者，“创船政，创电线，创铸快枪、利炮、水雷、鱼雷，皆预其役，幸皆垂成。凡闽省有与洋人交涉事，大府尝以指臂相属，巨细难易，幸鲜辱命，故同事咸以熟悉洋务谬相引许”。《洋务管见》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福建洋务工作，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任台湾同知
黄维煊有经济才能，熟悉洋情，才长识博，为沈葆桢等所荐，1871年十月，实任台湾海防同知。因福建船政局事务多，脱不了身，迟至1873年正月上任。
黄维煊是肯做事的人，他刚上任，就调查民间疾苦。那年正逢台湾灾荒，米价涨幅大，决意平价出售粮米。他派人调查米船队的位置，然后发布消息，称台湾的米已经没有了。米商听说这个消息后，纷纷开往台湾，没有几天工夫，“万艘麇集”，于是台湾米价得以平稳。
台湾土著有170社，人称番社。由于各种因素，土著人不太重视教育。他立义塾十二处，以兴文教。想通过教育，改造台湾土著人的文化水平。台湾多火灾，他引进了浙江一带相当流行的民间自发的救火组织水龙会来救火灾。三个多月下来，百废俱举，威信大震。可惜不久接到调京檄令，“台湾之民吁留，禀三上不得请，乃焚香跪送十数里，绵延不绝。又立生祠以报其德”。
测绘《沿海图说》
黄维煊在福建期间的另一大贡献是主持了《沿海图说》的测绘工作。据其自序，起始于1866年。为了熟悉海上交通路线，左宗棠议创福建船政时，檄邀黄维煊赴沿海各口“察形胜之险要，测沙水之浅深”，可见，这是左宗棠布置的任务。于是，黄维煊“乃西之汉口，东之上海，南至香港、台湾，北之燕台牛庄（辽宁南部）及沿海岛门港汊，靡不周至，凡山川之险夷、沙礁之浅深、潮汐之大小，绘图详说”。
黄维煊回来后向沈葆桢表达了将其所见、所测“梗概而列之图”的想法，得到沈氏的大力支持。于是，“揭旨要，别支流”，招工绘画，绘图工作在黄氏的主持下展开。同在福建船政局的镇海 贝锦泉精轮舶驾驭，“每稿具，辄就质焉”。经过五年的工作，至1872年十二月定稿。
这部《沿海图说》是如何送进皇宫的？应是1869年十月贝锦泉等驾驶中国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到天津接受朝廷检阅时送上的。这部《沿海图说》引起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趣，“留中备览”，故1881年版《皇朝沿海图说》扉页上题“曾经御览”。
《沿海图说》，也称《沿海山沙水礁图说》，总图、分图共三十二张，故也作“三十二卷”。目前宁波慈溪的水银先生收藏一部。《皇朝沿海图说》，应是黄家鼎出版时定的名。此前无“皇朝”两字，黄维煊自跋作《沿海图说自跋》可证。或以为缩印本始于光绪七年黄家鼎刊刻时，其实早在同治十一年时，就已经缩印了，自跋有“缩本幅仄”语。
这部地图集的意义在于是中国第一部实测航行图。《沿海图说》是如何绘出来的？张美翊称“黄君尝译制海道图”，这个观点是值得辨析的。黄维煊、贝锦泉等人花了五年时间完成测绘工作，他们是靠自己力量完成的。譬如《甬江图说》上“在镇海招宝山测”，完全符合近代地图要求。此外，航道深度用的是苏州码，不同于外国的阿拉伯数字，也可证明是独立绘成的。据水银先生研究，《皇朝沿海图说》为中国最早的近海实测航行图，即按现代地理学原理进行实地踏勘、测量并绘图的。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测绘中国沿海航行地图事，英国人始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也恰在此时，这样的巧合现象倒是值得分析的。古代中国，虽有陆海，但主要是一个内陆国家。“古之志舆地详矣，而测海者代无传书”。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海上交流的扩大，中外均关注到了中国沿海航海图的绘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黄维煊投入制图工作的。
在黄维煊之前，清朝有关海洋的图书，有 姜宸英《海防总论》、 陈伦炯《天下沿海形势录》、 魏源《海国图志》、 徐继畲《瀛寰志略》及 李廷钰《海疆要略》诸书，均有其缺陷，难以为航海实践之用。作为“测海”结果的《沿海图说》出版，克服了清代传统舆地书的缺陷。“今轮船往来半天下，兵商共济，环海数万里，岛屿星罗，礁碛缕结，操舟驾驭者，咸奉公之书以为宝筏云。”可见《沿海图说》对当时航海与军事之实用价值。
从今天来看，《沿海图说》仍有一些独到的现实价值。据水银先生研究，《地球释度》下的东西半球地图在现在中国南海的位置，有“中国海”三个大字。可见在那个时代是世界各国人士的常识。在台湾东部，《沿海图说》已经出现八重山和太平山（即宫古山）。在八重山南与太平山西的岛屿就是钓鱼群岛，虽然没有标名字，但在中国范围之内。如果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会有更多的新发现的。
好学多藏书
黄维煊虽然没有走上科举之路，但他好学，尤其重视图书收集，建怡善堂以藏书。搜集到图书2334种，27557卷，可见规模不小。又成《怡善堂书目》一卷，分部甲乙丙丁四部，“以类相从，检取颇易”。自称虽没有多少善本，但“无巧偷豪夺之患。至子孙读不读守不守，皆非吾所敢知”。
维煊所著经济文稿及数学之类，积寸厚三十册。可惜黄维煊过于慎重，其子黄家鼎“屡请录副，以备镌刻”，黄维煊均以“属草未定”而没有答应。这一来，就留下后遗症。1872年六月底到上海后拟转船回宁波，“覆检行李，书箧已失所在”。这确实是一大文化损失。
1872年，黄维煊从北京“航海南归。途中触暑，濒危者再。六月杪，舟抵沪渎”。他告假后“易舶返甬”，七月十二，卒于宁波家中，才四十六岁。黄维煊“急于求治之心，不暇养生之计”，这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所在。因沈葆祯的请恤，1875年十月，赠太常寺卿，祭葬如二品，例荫一子，以知县用。下葬于鄞西王夹岙茶园山之原。
黄维煊，对很多宁波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此前仅被作为清代宁波不太有名的藏书家偶尔为人提及。近日，我偶读晚清宁波学人董沛《怡善堂遗稿序》，注意到晚清宁波有一个叫黄子穆的人，曾参与福建船政局厂管理、重视台湾土著人教育诸事，甚感兴趣。查阅有关资料，发现黄子穆就是黄维煊，慈溪的水银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他的《沿海图说》，称为中国最早的近海实测航行图。近日查有关目录，从天一阁得黄维煊《怡善堂剩稿》一读，大喜过望，有关黄维煊的诸多历史谜团在这里都得到了破解。
《沿海图说》引起过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趣，“留中备览”，故1881年版的《皇朝沿海图说》扉页上题有“曾经御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