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渠若的个人简介
何渠若，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1920年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8月，何渠若从大埔中学毕业后，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两个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何渠若任115师教导四旅十团11连指导员，参加反“扫荡”、反“蚕食”战斗40余次，连队荣获了“钢铁英雄连”、“横扫边区十一连”称号。1947年7月，何渠若任旅政治处主任后，参加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战役。在西南剿匪时，何渠若率部歼灭了敌第六编练司令部、72军余部计2500余人，活捉了敌中将司令肖以觉，立下了赫赫战功。1958年，何渠若率部从抗美援朝战场撤回祖国。1971年，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何渠若，又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的特殊身份，再次来到朝鲜开城，同韩、美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斗争，维护了朝鲜和平，两次荣获了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人物简介
何渠若(1920―1973)，原姓蓝，名克纯，又名蓝峋，广东大埔县湖寮镇圣塘村人。父务农，亦曾当过小学教师。生母早故，童年生活相当艰苦，从小就帮做家务劳动和下地干活。上高小时也帮人做短工。民国24年(1935)考进了大埔中学，看了诸如《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和苏联的《铁流》、《士敏土》，邹韬奋主编的《生活》、鲁迅主编的《海燕》等书，开拓了视野，革命思想得到了启蒙。
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沪、津、穗的大埔籍师生，纷纷返回家乡，参加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经常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还组织同学走上街头，奔赴农村发表抗日演说，演出抗日剧目。何渠若经常是这些活动的主讲者。
民国27年(1938)7月，他初中毕业，家贫不能继续升学，父亲要他去小学教书，他却与吴星峰、廖一凡一起，冲破重重困难，直奔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支队。当年10月，经队长叶荫庭、政治指导员程克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28年(1939)秋，在抗大毕业后，他除了短时期在机关工作外，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副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渠若作战勇敢，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民国31年(1942)冬，他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担任狙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和群众撤退的任务。他指挥一个连的兵力，缠住敌人，杀伤近百名敌人，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的战斗部署，树立了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
渠若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较好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初时，他所到的连队，原是平江起义时建立起来的连队。他到连队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之成为一支具有坚强的战斗力的队伍。上级称这个连像一只小老虎，放出去就打胜仗。
民国38年(1949)，他任某团政治委员，认真抓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宣扬先进典型，亲自培训各级领导干部，把这个团带成了一个先进团。进军大西南时，冒雨经过l50多公里的急行军，在战士十分疲劳的情况下，又以勇猛顽强的作风，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歼灭大批敌人，活捉了国民党政府军中将司令萧以觉，夺取了入川作战的第一个胜利。
此后，在大西南剿匪的军事行动中，又累立战功。建国后，对部队思想建设也有不少建树。
1950年，他奉命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屡立战功，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一枚，和以金日成主席名义颁发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1971年2月，还奉命兼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职务。后因积劳成疾，患了心脏病和其他多种疾病而回国治疗，于1973年9月病逝。
人物生平
民国二十七年（1938）7月，何渠若初中毕业，因家贫无法继续升学，父亲要他去当小学教员，他却另有抱负。在大埔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和吴星峰、廖一帆等一起，冲破重重困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支队学习。当年10月， 经队长叶荫庭、政治指导员程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何渠若从抗大毕业，任鲁西独立旅秘书。次年即参加讨伐石友三叛军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在战斗中负伤。伤愈归队后，到第四旅第十团任连指导员。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担任阻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和群众转移的任务。他指挥一个连的兵力，缠住强敌，消灭敌日军近百名， 并在完成任务后，率部突出三千多敌军的重围，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的战斗部署，树立了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
何渠若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较好的组织指挥才能。他所任职的连队，原是平江起义时建立的连队。他到连队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指挥该连战斗六十余次，使该连成为善打硬仗的"老虎连"，荣获"钢铁英雄连"的称号。上级称这个连像小老虎，放出去就打胜仗。
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参加"反碉堡，反抢粮"的对日作战。次年2月，率第十团第二营在长垣、铎城、济宁一带作战，取得六战六捷的战果。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在山东西南部围攻国民党顽固派二千余守敌，提出"灵活机动，杀伤敌人"的作战方案， 攻克复县，歼敌六百余人。
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部队奉命北上，抢占东北战略要地，后参加平汉战役。在邯郸战役中，他所在部队六次担任主攻任。次年2月因积劳成疾住野战医院，病中仍坚持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赋诗明志："病寄征程塞北寒，疗疾苦熬春夜天。急盼康复归来早，重返沙场战敌顽。"是年秋，病未痊愈即返部队，投入保卫张家口等战斗。翌年春，调任旅直政治部主任，率部出击陇海线。他亲临战地动员，奋战七天七夜，完成修筑工事的任务。又随部参加浑城攻坚战和六营集战斗，歼敌过万。其后调任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部主任，坚持大别山斗争。是年冬率部北渡淮河，挺进中原。淮海战役中，他领导部队开展民主整风，做好战前准备，6月，和旅长率部与敌激战三昼夜，打赢洪桥阻击战。10月至12月，配合友军参加围歼黄维兵团、杜聿明兵团等战斗，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
1949年4月率部强渡长江，挥戈南下，他带病参战，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横扫敌军，进抵福建。8月，调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六军第47师第140团政委。他抓好部队的政治、纪律教育，亲自培训各级领导干部，把这个团带成了先进团。他率部参加解放大西南， 挺进贵州，解放贵阳市。冒雨经过150多公里的急行军，在部队十分疲劳的情况下，以勇猛顽强的作风，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围歼四川南部重镇叙永守敌2500余人，活抓国民党中将肖以宽，受到西南军区的表彰。乘胜攻克古宋、童桥，参加成都、乐山、峨嵋三次会战，解放四川全省。
1950年2月，何渠若所在部队编入东路剿匪集团军。他指挥部队以政治、军事攻势相结合，实施"三线封锁，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案，取得剿匪战斗的胜利。同时协助地方建立政权，健全农会、民兵组织，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巩固了剿匪成果。该团被誉为能攻善守的部队，受到贵州军区通令嘉奖。何渠若荣立剿匪特等功。
1951年4月，何渠若奉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屡立战功，升任副师长、师政治委员。上甘岭战役中，何渠若和他的战士们在开赴火线的时候，曾经在一位一只脚的英雄姑娘石吉荣设置的茶水站上，喝过水，听过她的歌声。她鼓舞着每一个走向火线的战士，慰问了每一个光荣的伤员。停战后，志愿军部队为感激和赞扬她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给她盖了房子，赠给她一架缝纫机。从此，石吉荣又用这架缝纫机给志愿军战士们缝补衣服。1955年，何渠若和战友们帮助她买了嫁妆，并套起彩车，送她出嫁。此后，因为相隔很远，再没有见过她。后来，当何渠若和战友们奉命返国，在深夜路过平壤西浦车站时，她却早已在这里等着给送行。她赠送给何渠若和战友们一身桃红色的朝鲜民族服装，嘱托他们永远保存它，以纪念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1960年回国后，兼任"思齐"写作小组组长，在部队政治思想建设和军事理论研究方面均有较大建树。先后任第三十九军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9年冬，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71年2月调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
再次来到朝鲜后，何渠若首先将18年来的"军停会"档案进行整理，和朝鲜开城联络处处长苗杰、副处长冯卓文一道，耗费10个月时间，最终形成了《十八年军停会斗争策略》，受到外交部等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他带病自学英语和朝鲜语，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与朝鲜人民军代表密切配合，高质量地完成谈判任务，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和以金日成名义颁发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外交无小事"。板门店谈判时，每天枯坐六七个小时，有时竟长达12个小时， 且中间不休息。一旦有人起身上厕所，对方便会认为是退场抗议。何渠若身体不好，战争年代就患上了肠粘连、胃病，后来又得了小肠疝气、心脏病，兜里天天揣着各种急救药物。为了维护中国代表团的形象，在谈判前一天晚上，他就开始禁水，以免谈判中途上厕所。在他的日记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字样：心脏病又犯了、凌晨一时就寝、人很疲累等等。1972年冬季的一天，何渠若正在谈判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但他仍然坚持到谈判结束，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翌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回国治疗。1973年9月病逝，终年53岁。何渠若在朝鲜战场战斗了8年，在板门店谈判了3年，且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诸位烈士中，级别最高，所以将其安葬在烈士陵园主碑后面第一排显要处。如今，这位"抗美援朝最后一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之中，受到人们的景仰。
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人物轶事
火线结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戴敏和何渠若都在16军，戴敏在组织部，何渠若在140团任政委，两人在工作中有过接触，彼此心仪已久，组织上也打算促成这桩姻缘。但戴老当时有“三不”誓言：战争年代不谈个人问题；不干出模样不嫁；不了解的人不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戴敏坚决要求上前线。当时的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说：女同志一个人出国上前线不方便，组织上不同意。戴敏明白首长的意图：想去朝鲜战场，就必须结婚。戴老思忖再三，终于与何渠若结为伉俪。当时，何渠若31岁，戴敏24岁。结婚第二天，他们就双双开赴朝鲜战场，新婚蜜月，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在朝鲜战场，两人只能在战斗间歇或开会时，才能见上一面，大多时间是以纸条沟通情感、互相问候。他们结婚23年，实际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两年。1958年，何渠若将军回国后，他的双胞胎儿子说什么也不承认这个父亲，晚上要睡觉时，一个劲儿撵何渠若将军走。何将军只好等孩子们睡着后，再悄悄地回来。彼此工作繁忙，一家人很难团聚。直到何将军躺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时，全家人才聚到一起，请军队的一位摄影师拍了照片，凝固了这生离死别的“全家福”。
首席代表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根据停战协议，中方要在朝鲜开城板门店常设首席代表，与朝方一道，同美、韩方展开谈判。由于“文革”冲击及其他原因，“首席谈判代表”一职曾空缺了3年。1971年，我国决定派员重返板门店谈判会场。经过慎重挑选，197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何渠若，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总理批示：首席谈判代表要常驻朝鲜且参加使馆党委。从此，何将军走上了外交谈判战场。
来到朝鲜后，何将军首先利用业余时间，将18年来的“军停会”档案进行整理，和朝鲜开城联络处处长苗杰、副处长冯卓文一道，耗费10个月时间，最终形成了《十八年军停会斗争策略》，受到外交部等部门领导的高度赞扬。何将军说，外交无小事。为展示中国形象，何将军做好“中立国”的工作，节假日举办宴会、电影招待会，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一次放映电影时，放映机因潮湿出现故障，外国客人只好中途退场。从此以后，哪怕只有一个人，联络处每到周末都要放映电影，保证放映机正常运转，此后再没出现故障。
身先士卒
每次晚宴结束后，何将军都要换上工作服，与工作人员们一道洗刷餐具；何将军回国手术后，特地嘱咐戴老在沈阳买了10多种菜籽，背到朝鲜开城，在联络处院里种菜，自给自足，尽量给朝方减轻负担。何将军对同志们关怀备至：因为妻子家庭成分问题，英语翻译胡传忠工作7年没能入党，经何将军耐心工作，终于使工作勤恳、业务过硬的胡传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在沈阳的炊事员老董，因家里住房困难而分心，何将军便设法与地方政府联系，终于解决了老董家属的住房问题；一名翻译因没能晋职而沮丧，何将军回国治疗小肠疝气时，在病床上嘱咐妻子戴老，找军区有关部门，为这名翻译解决了晋职问题。
板门店谈判时，每天枯坐六七个小时，有时竟长达12个小时，且中间不休息。一旦有人起身上厕所，对方便会认为是退场抗议。何将军身体不好，战争年代就患上了肠粘连、胃病，后来又得了小肠疝气、心脏病，兜里天天揣着各种急救药物。为了维护中国代表团形象，在谈判前一天晚上，何将军就开始禁水，以免谈判中途上厕所。在何将军朝鲜期间的日记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字样：心脏病又犯了、凌晨一时就寝、人很疲累等等。
1972年冬季的一天，何将军正在谈判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但他仍然坚持到谈判结束，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翌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何将军回国治疗，最后住进了沈阳军区总医院。何将军回国前叮嘱同志们好好工作，不辱肩头使命；战友们希望何将军早日重返朝鲜，继续抗美援朝第二战场的谈判战斗。但谁料想，何将军这一去竟成永别。1973年9月12日，时年53岁的何将军，永远离开了亲人和战友们。
告慰英灵
1984年2月17日，民政部批准何渠若将军为“革命烈士”。鉴于何渠若将军曾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战后又亲历板门店谈判，呕心沥血，直到牺牲在外交谈判岗位上，沈阳军区和省民政部门决定，将何渠若将军骨灰移葬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何渠若将军在朝鲜战场战斗了8年，在板门店谈判了3年，且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诸位烈士中，级别最高，所以将何渠若将军安葬在了烈士陵园主碑后面第一排显要处，与吴国璋等3位将军并肩同眠。举行隆重移葬仪式时，沈阳军区原政委宋克达、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光中，为何渠若将军墓碑揭幕。
铿锵遗孀
何渠若将军临终前有个愿望：把自己多年来的基层政治工作手稿结集出版。时年46岁的戴敏含泪答应了。从此，她开始艰难地整理何将军的战地日记，几乎跑遍全国寻找何将军的老首长、战友，补充、核实相关内容。一次，她到北京寻找何将军的一位战友时，由于该战友地址已变，带的钱仅够返程路费，她便到菜市场拣些烂茄子、西红柿，洗干净后充饥。从1973年到1996年，戴老奔波了23年，终于将《战时基层政治工作实录―――何渠若文稿选编》出版了，了却了何将军遗愿。
家庭成员
妻子：戴敏
个人著作
何渠若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时，撰写了《谈判总结与谈判方案》，此文已被收藏于军事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