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登鸿的个人简介
郝登鸿，字云程，曾用名乾光、赵光，1913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与内蒙古伊盟乌审旗毗邻的天漫梁。他自幼跟蒙古族孩子在一起，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话，熟悉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和风俗民情，与蒙古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
生平简介
幼年随父到伊克照盟一带行医，熟悉蒙古族民俗，会说蒙语。1925年春，入横山县一高小读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组织遭破坏、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下，他以经商作买卖为掩护，在家乡和内蒙纳林河、巴图湾、沙尔利一带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1年后，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迁乌审旗昌汉圪台（今名舍利苏木）牧羊。1935年后，曾佐助中共横山县长城区委、蒙古工作委员会开辟乌审旗的工作，掩护过毛泽民、宋任穷等。1936年夏，奉派赴乌审旗王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效显著，为中共乌审旗工委开展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7年2月，率蒙古牧民代表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毛泽东向他们提出“要把蒙古族的事情当作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办”的要求。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10月，任八路军一二○师联络参谋。曾到准格尔旗进行统战工作，促使蒙古王公官吏和中国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春，随八路军李井泉支队挺进大青山地区，打入归绥伪安民救国军，任团副官，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奎壁组织归绥地下党支部，领导开展抗日斗争，向八路军提供许多情报，曾策动部分伪军反正，参加人民抗日队伍。1939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归陶工委归武区区委书记、归武区动委会主任、中共归武县委书记等职。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为八路军主力筹集物资。后奉调随李井泉骑兵支队行动，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予日伪军沉重打击，敌人曾悬赏捉拿，1940年2月，承担党组织交给的开辟大青山到乌兰巴托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他横穿草地、戈壁滩，越过敌占区，风餐露宿，艰难跋涉月余，抵达乌兰巴托。因事先未有联系，被蒙古人民共和国以“敌特”嫌疑羁押。误会解除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2年起，在中国工人俱乐部乌兰巴托办事处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启程回国。在行经武川县杨贵村（今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冀后旗境内）时，遭土匪袭击，经过激烈战斗，壮烈牺牲。
人物生平
1926年，在横山县国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的郝登鸿在一些革命教师的指导下，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又主动参加了曹动之领导的学潮，迫使反动县长下台、校长被革职。随后，郝登鸿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经常带领同学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27年毕业后，郝登鸿受聘到横山县南关小学执教。不久，由钱清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横山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郝登鸿忍痛辞职，举家迁往乌审旗昌汗圪台居住。他以给蒙民放牧、当足户、贩运皮毛、盐为掩护，经常往来于陕北、伊盟的乌审旗、鄂托克旗和宁夏的盐池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1934年，中共乌审旗工委建立后，工委书记兼蒙汉骑兵游击队政委曹动之指示郝登鸿开展党在蒙地的工作。从此，郝登鸿丢开家务，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深入蒙地，进行革命串连和宣传活动，扩大党在蒙民中的影响。
1935年春天，巴图湾(当时属陕西省靖边县，现归乌审旗河南乡)一带成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机构。郝登鸿参加了赤卫队，成为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深入乌审旗河南、纳林河、沙尔利格、陶利、嘎劳图等地，通过交朋友、拜把子等办法，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成为许多蒙民的知心朋友。
1936年冬天，乌审旗大石砭庙上的文泽大喇嘛毛罗扎木苏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同时由乌审旗工委组织蒙古族各界牧民代表一并赴延安观光。郝登鸿从物色代表人选到组织落实，都不辞劳苦，鼎力相助。
1937年春，郝登鸿受党的指派，协同田万生带领以大汉赛毕勒格、赵五山(巴图其劳)为正、副团长的30多人代表团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
为了进一步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郝登鸿在参观延安期间，向党中央提出入学深造的请求。代表团返旗时，他被批准留在中央党校学习。同年冬天结业后，被分派到晋西北八路军一二○师师部任联络参谋。
1938年初，郝登鸿奉命深入伊盟准格尔旗做蒙古族上层统战工作。5月间，绥蒙工委和八路军边区骑兵团由陕西张家畔开赴伊盟腹地的桃力民地区。郝登鸿奉命随军北上(这一期间郝登鸿因母病在家)。当他辗转回到晋西北时，适逢一二○师奉党中央指示要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正在选配和组建人马。郝登鸿即被选到李井泉支队担任副官。8月，他随部队挺进大青山后，组织决定让他化名乾光，在刘洪雄的掩护下，潜入日伪在绥远的统治中心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地区搞地下工作。当时，刘洪雄早已打入敌人内部，并取得了信任，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的少校参谋兼日伪协和安民救国军旅长。郝登鸿在刘洪雄的推荐下，担任了日伪协和安民救国军王振铎团的副官。在此期间，他们在归绥城内外秘密活动，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为领导归绥人民的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还利用公开身份采购到枪支弹药和粮食、棉布、皮衣、皮鞋、电池、药品、绷带等大批物资，暗中运往大青山根据地，支援党的抗日武装斗争。
他们的秘密活动终于引起敌人的警觉。郝登鸿当机立断，带领该团部分士兵投入大青山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大青山抗日武装力量。
不久，大青山党组织又派郝登鸿化名赵光，担任归(绥)武(川)县工委书记。他在任职期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建起一支抗日武工队。在大青山要道站岗放哨，传递信息，监视敌人，打击敌人，运送物资。
1939年冬，党中央指示绥远省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法开辟一条由大青山到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以便建立一条延安――晋西北――大青山――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通道。这是一项非常特殊、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国内所经之处，都是封建王公、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的敌战区，情况复杂，地理民情都十分生疏。为了开辟、建立这条通道，保持党中央与第三国际密切联系，中央要求一定要选拔政治上绝对可靠、党性强、有一定文化素养、又熟悉蒙地的风俗民情、会讲蒙语的人完成这项任务。
绥远省委接到任务后，即开始物色人选，经过一番慎重考察，省委决定派郝登鸿承担。他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并找到一位曾到乌兰巴托经商、熟悉沿途地理民情的商人段占元作向导。
郝登鸿和段占元以旅蒙商人的身份踏上征程。他们夜行晓宿，通过敌战区，越过国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古边防部队发现扣留。郝登鸿当即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工作任务。蒙方遂将他送到乌兰巴托，并向第三国际作了通报。但是由于当时绥远省委把这次行动只作是一次试探，并未向中央作正式报告，所以，当第三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时，中央答复此事尚未正式确定。于是，蒙方即把段占元驱逐出境，将郝登鸿以敌特嫌疑关入乌兰巴托监狱。经过多次审讯，郝登鸿始终坚持说明真实情况，要求设法联系。蒙方无奈，遂将他解交莫斯科第三国际审处。在那里郝登鸿仍坚持如实说明情况，要求与国内有关组织联系，并暂且接受审查，等待澄清。
1941年春天，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任弼时见到白如冰问及此事时，郝登鸿的问题这才得到澄清。任弼时当即向第三国际作了报告，郝登鸿终于获释。
长期的监禁使郝登鸿的身体很虚弱，党组织遂安排他进行疗养，康复后又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大学毕业，郝登鸿被派到中国驻乌兰巴托工人俱乐部(实为我党驻蒙情报机构)仍搞情报工作。由于他常年奔波于中蒙之间，每次回延安路过家时，只住三两天就走。即使这样，他也抓住机会向邻里乡亲们作革命宣传，使乡亲们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充满信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党急需大批干部开辟新区工作，郝登鸿奉命回国。当他们一行经百灵庙前往商都，路过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杨贵村夜宿时，突然被土匪包围。经过激战，郝登鸿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2岁。
